首页>中文会议>社会科学>2011中国社会学年会——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分论坛
2011中国社会学年会——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分论坛

2011中国社会学年会——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分论坛

  • 召开年:2011
  • 召开地:南昌
  • 出版时间: 2011-07-23

主办单位:中国社科院

会议文集:2011中国社会学年会——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分论坛论文集

会议论文

热门论文

全部论文

全选(0
  • 摘要:本文采用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改革以来城镇居民生活变化调查”10个城市的数据分析了改革进程中不同年代收入的影响因素。数据显示,教育的经济回报持续上升,人力资本增值的假设是成立的。与此同时,由于改革的渐进性和政府推动性,再分配权力作用仍然在维续,拥有再分配权力的人,或是在再分配体系中处于较高级别的人仍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但是在数据分析中看到了权力回报逐渐降低的趋势。
  • 摘要:本文对市场转型的地位获得研究进行了评述。“布劳—邓肯”模型提出以来的地位获得研究发展经历了个体主义向结构主义的转向,市场转型的地位获得研究主要从“忠诚—能力”、“单位—组织”、“结构—壁垒”、“网络—过程”和“教育—再生产”展开。面对转型中国,网络分析、阶级分析和机制分析理应成为地位获得研究的核心。
  • 摘要:本项研究运用定量数据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研究发现:1)社会资本中的普遍主义信任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普遍主义信任水平越高,则精神健康就越好。2)城市融入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差异趋同因子对个体的精神健康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也就是农民工感觉到自己和城里人在文化价值观方面、经济社会地位方面越接近,则他们的精神健康状况越好。其次,心理认同对个体的精神健康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农民工对城市、城里人的心理认同感越强,则他们的精神健康水平越好。也就是农民工对自己和城市关系的评价对他们的精神健康有着显著影响。最后,受歧视感对个体的精神健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3)公平感受会对个体的精神健康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如果能促进公平感受,那么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就有可能得到较大的改善。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历着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伴随着这种转变,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一个新的群体逐渐开始形成。虽然,“农民工”这个称谓受到了各界的许多批判,然而本项研究仍暂称这个群体为农民工。因为“农民工”这个称呼很直接地揭露出了他们目前所处的身份困境。那“农民工”具体指哪部分群体?很多学者都对农民工的概念进行了相关定义。“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所产生的客观结果”(郑功成,2002)。从身份上说,他们是农民,但职业上已经是工人(王竹林,2009:46)。农民工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农民工,一般指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广义的农民工,既包括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也包括在县域内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1)。本文主要研究的对象是指狭义的农民工,即从农村来到城市的进城务工人员,他们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农民工对城市、城里人的心理认同感越强,则他们的精神健康水平越好。也就是农民工对自己和城市关系的评价对他们的精神健康有着显著影响。最后,受歧视感对个体的精神健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3)公平感受会对个体的精神健康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如果能促进公平感受,那么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就有可能得到较大的改善。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历着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伴随着这种转变,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一个新的群体逐渐开始形成。虽然,“农民工”这个称谓受到了各界的许多批判,然而本项研究仍暂称这个群体为农民工。因为“农民工”这个称呼很直接地揭露出了他们目前所处的身份困境。那“农民工”具体指哪部分群体?很多学者都对农民工的概念进行了相关定义。“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所产生的客观结果”(郑功成,2002)。从身份上说,他们是农民,但职业上已经是工人(王竹林,2009:46)。农民工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农民工,一般指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广义的农民工,既包括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也包括在县域内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1)。本文主要研究的对象是指狭义的农民工,即从农村来到城市的进城务工人员,他们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
  • 摘要:如果我们预期未来的阶层结构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构成,它和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有什么关联?中国不仅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而且伴随着全球化下消费生活方式的发展,这将使我们更加关注中产阶级发展的复杂性。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不仅仅是一堆数字,它是一种复杂版的社会结构,一种社会发展中的文化类型。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预期,将推动我们在最宽泛意义上理解“文化”这个概念,并在大的文化框架之中,推动了社会建设。关键是要有培育这样社会的视角与设计。“通过什么途径,这样类型的人被选择、被塑造”,这里面有一个教育及社会文化的建构过程。
  • 摘要:近年来,有学历的人越来越多,有高学历的人更是越发增加,可是,我们却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人们握着学历文凭去找工作时,对应其文凭的职业地位都比若干年前同等学历所获得职业地位低,教育文凭的收益率在下降。这让笔者联想到了西方社会面临的文凭膨胀(Credential Inflation1)问题。所谓“文凭膨胀”,类似于通货膨胀,是指获得教育文凭的人越来越多,致使某一特定阶段的教育文凭的含金量在降低,对应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收益率也在减小,这种回报率的减小体现在所从事职业的社会地位降低,收入在减少等等2。面对我国当下的教育发展现状,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即是考察目前我国是否真正出现文凭膨胀,教育贬值?如果的确出现了,贬值的程度有多少?笔者将依据相关理论提出研究假设,通过调查数据进行分析验证,最后试图解答这些问题。
  • 摘要:在有关当代中产阶级的主观世界的研究之中,一直偏向于关注他们的政治态度、阶级意识,而较少了解心理和情感方面的状况。这明显地有别于历史学及历史社会学对中产阶级研究所观察到的情况;关于上世纪两次大战之间欧洲国家的中产阶级的一大特点,是他们面对不确定的社会、政治及经济环境时,所表现出来的焦虑不安。要了解中产阶级的个性,就必须研究他们处于不同阶级之间的狭缝的特性,并从阶级关系的变化去认识他们的主观世界。本文以2006年香港社会流动调查的实证资料为基础,来探讨生活在一个逐渐变得不确定环境里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心理与情感状态起了些甚么变化。他们对自己的将来开始失去原来的那一份自信,同时对下一代的处境更为忧虑。本文除了分析香港中产的状况外,更想突出从心理及情感角度来进行阶级分析的重要性。
  • 摘要:补习活动作为主流学校教育体系之外的普遍存在的有偿教育形式,已被制度化为教育资源分配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来自哈尔滨市7 所高中(其中省级重点中学3 所、普通高中4 所)2028 名高中生的调查,对其补习的基本情况进行考察。结果显示:调查样本中,有48.6%的学生都参与了补习活动,学生月补习支出为400.78 元/人。学生个人因素、学校层次和家庭北京因素对参加教育补习几率有显著影响;补习活动并不是那些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不能达到特定标准的学生的“补差性”活动;相反教育补习活动呈现了明显的“培优型”性质,就读于重点高中。中考成绩优异、排名靠前的学生更易参加补习活动,补习成为其巩固优势地位的“选择性策略”;同时,家庭结构变量和家庭过程变量也对高中学生参加补习几率有显著影响,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人均月收入越高,学生越可能参与补习;父母教育期望越大、在学生学习中参与程度越高,其子女越可能参与补习活动。补习活动为学生家长提供了一条途径,去提升其子女在教育资源分配竞争中的获胜几率。以“培优”为主导性质的课外补习参与模式强化了由家庭经济地位、个人学业成就导致的现有教育分层模式。
  • 摘要:家庭收入的不平等不仅取决于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受家庭组合方式的影响:夫妻拥有相同职业的婚姻(同质婚)会通过积聚效应扩大家庭间的收入不平等。本研究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通过使用分位数回归对该影响进行了检验,得出以下结论:在控制家庭经济地位后,(1)对于农村家庭,(结婚时)职业同质婚对家庭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该影响随着收入分位数的上升而减弱;(2)对于城镇家庭,(结婚时)职业同质婚对家庭收入无显著影响;但是(3)当控制婚后妻子职业状况变化后,上述影响变为显著的负向,而且同样随着收入分位数的上升而减弱。
  • 摘要: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快速的工业化与人口迁移政策的放松引发了人口迁徙运动,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从经济不发达地区迁往发达地区。部分人口获得了迁入地的户籍,转换为当地户籍人口,统称为正是迁移人口。但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户籍随迁,形成人户分离现象,我们把这些未取得迁入地户籍的迁移人群称为非正式迁移人口,或者流动人口。依据流动人口的户籍性质,可以把他们划分为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和非农户籍流动人口(城市流动人口);而根据他们的来源与去向,流动人口又可以划分为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城市,从农村到农村,以及从城市到农村四种类型。
  • 摘要:现实世界存在广泛的个人风险不平等。在我国,个人风险不平等以及风险分配不公正导致的社会风险冲突,已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安全和发展。风险分配公正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为此必须建立健全促进风险分配公正的法律制度,强化政府对风险分配的调节,发挥各种主体的积极作用。另外,只有培育一个低风险、应对风险能力强的庞大中产阶层,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社会建设。
  • 摘要:本文分析了同乡群体对于城市流入者的城市生活的作用。(1)同乡群体有助于城市流入者初次就业,并保持职业的一贯性;(2)职业的一贯性有助于流入城市后的业绩取得;(3)创业成功后,城市流入者理性地采取业绩主义取向和乡土主义取向以及运用具有文化特征的潜规则,恰到好处地处理了业绩获得与同乡关系维持两者的关系。(4)流出地与流入地的关系网络以及同乡群体核心成员的乡土主义价值取向有助于提升同乡群体的凝聚力。本文发现了不同社会现实背景下的城市流入者的城市生活的异同。
  • 摘要:不同于以往传统意义上的阶层研究,本论文接受了社会结构主义学说的主张,放弃判断中产阶层的实在性与客观性;而采用传媒学的手法,通过分析报纸对中产阶层的构建,来考察中产阶层的媒体形象及其意义。为了探讨中产阶层媒体形象的一般意义,本论文将中日两国都纳入了考察对象,是因为中日两国在其经济高度增长期间,有关中产阶层的各种讨论都成为了热门话题;且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媒体,乃至政界,都在此期间积极参与了有关中产阶层的讨论;同时,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还是本世纪的中国,在谈论中产阶层时,其真实存在性都曾被质疑。
  • 摘要:目前在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已经出现了一股人为“造”中产阶级的主张,并且正在将这种主张化为具体实践。中产阶级的形成有其内在的演化规律,中产阶级的成长以及所谓“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人为制造一个特定社会阶层以及用行政推动的办法去造就某种形态的社会结构的做法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对实际工作是有害的。
  • 摘要:关于城市新移民的社会分层研究中存在两种取向,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关于社会分化、分层的研究中,由于城乡身分体制的存在,流动农民更多地被视为一个同质性群体(李强,2004;陆益龙,2008),这一群体内不断增加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以及已经出现的分化,在静态的社会分层框架中往往被忽略(唐灿、冯小双,2000;谭深,2003);二是集中在职业流动方面来探讨流动群体内部的分化(李强,1996;2000;2002),认为,流动民工经过职业分化,实际上已经完全分属于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即占有相当生产资本并雇用他人的业主、占有少量资本的自我雇用的个体工商业者和完全依赖打工的受薪者(李培林,1996)一个重要标准。
  • 摘要:经济改革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稳定发展,一个被称之为中产阶层的社会群体逐步增长,尤其自本世纪开始以来,由于连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迅速推进以及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中产人群数量增长更为明显,它已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并有极大社会影响的社会群体。不过,中国社会目前还是以农民和工人占绝大多数的社会结构,要发展成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另外,作为一个正在形成的社会阶层,这一群体内部存在着极大的异质性,其成员的职业构成、社会来源和社会经济地位状况有所不同,许多中产阶层成员在收入水平和消费方式等方面未能达到社会公众想像的中产标准。
  • 摘要:与强调以民主价值观、政治效能感解释中国基层人大选举中人们投票行为的思路不同,作者将阶层政治论的基本逻辑用于解释投票行为。阶层政治的理性选择解释把阶层利益作为核心阐明变量,而阶层政治的社会心理解释则强调阶层认同的不可或缺性。运用逻辑斯蒂回归及检验模型间系数差异的自助法对CGSS2006 数据的分析结果,支持了基于这两种解释的研究假设。公职新中产、市场新中产、小业主与自雇者均比工人更有可能参加投票;而这又由其收入更高、更认同中产阶层来阐明;收入越高越认同中产阶层;收入越高、越认同中产阶层就越有可能参加投票。归纳这些研究发现,并进一步整合理性选择与社会心理解释,作者扩展了阶层政治的解释路径,认为阶层利益不但是联系阶层地位与参选行为的机制,还通过阶层认同阐明阶层地位与投票行为之间的因果关联;阶层政治论是分析当前中国政治生活的一种有效理论工具。
  • 摘要:社会流动是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但是一直以来,学者们都把研究重点放在代际流动上,对于代内流动的关注不是很多。并且,在社会流动研究中出现了一个困境。那就是:关注微观方面的研究对于社会宏观历史事件和制度因素对个体层次流动的影响的研究不足。本文根据2000年全国十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分析改革前后从体力劳动者上升为白领阶层的影响因素有什么变化,以及改革前后,这一上升流动的性别差异。期望借考察市场转型对于个人代内流动机制的影响,顾及到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样的人能从体力劳动者上升为白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转型对这种上升的机制有什么影响?性别是不是制约人们成为白领的重要因素?在改革开放前后,从体力劳动者进入白领职业的性别差异有什么变化?
  • 摘要:使用“2009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济南、厦门和广州3城市数据研究了城市间收入性别差异的特点以及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结构制度因素对各城市收入的性别效应和收入性别差异的贡献率。分析结果表明三城市男性收入普遍高于女性,收入性别差异普遍存在,但各城市的差异幅度各不相同:济南最大,厦门居中,广州最小;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结构制度因素对收入的性别效应和收入性别差异的贡献率均存在城市差异,并且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 摘要:当前,我国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其中阶层结构的变化是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内容。由此所带来的“富二代”、“官二代”和“穷二代”等二代现象及其所引起的社会问题也逐渐进入了人们关注的视野。结合问卷对查和访谈的数据,对我国“二代”现象进行研究,有助于加速社会阶层流动,减少社会不公平现象,改善民生。
  • 摘要:本文直接受到怀默霆(2009)和马磊、刘欣(2010)关于中国公众收入分配公平感两项研究的启示。在这两项研究中,他们探讨了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和公众的抱怨与不满日益显化,为什么没有引发社会大的动荡的重大议题。事实上,中国持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究竟对社会公正与社会稳定造成多大程度的威胁,此前便受到研究者们的的关注。正如研究者们所注意到的,贫富差距是否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贫富差距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围绕着中国公众的收入分配公平感诸多研究展开了实证调查,并且这些调查结果表明大多表明,在社会各种不公平现象中,公众对于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感受最为强烈(见表1)。
  • 摘要:近来关于农民、农民工如何融入城市社会,已成为学术界、传媒以致政府政策研讨的热门话题,2011-2015年实施的国家的“十二五”规划,在城镇化管理部分,也专门提到了农业转移人口如何逐步转为城镇居民问题。所以,农民、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或社会融入,是我国当前改革与发展中的大问题。
  • 摘要: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使社会行动得以实现的资源。社会资本的分布不均衡造成了弱势群体因在社会结构中占有较少的社会资源或者处于社会网络之外而处于不流动或下向流动状态。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弱势群体社会流动机制选择应由目前的物质资本范式和人力资本范式转向社会资本范式,具体路径选择包括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增加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促进弱势群体的增权参与以及发挥社会组织对促进弱势群体向上社会流动的作用。
  • 摘要:本文以广州市S大学为研究个案,主要探讨后房改时代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资源获得与家庭支持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后房改时代城镇居民在获得住房资源的过程中,来自父辈的家庭支持主要以购房资金、直接购买现房、与父代共居和住房继承等四种支持形式;而来自子辈的家庭支持则主要以购房养老、与子辈共同居住等两种形式。不同代际之间的家庭支持形式差异,既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家的延续性,也体现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社会结构的变动性。因此,研究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资源获得要关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也要关注城市化进程对家庭支持方式的变化。
  • 摘要:房地产市场全面放开以来,相当多的城市居民来不及完成阶层跃升,便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住房获得。经由CGSS2006的数据分析显示,城市居民自身及父辈的社会分层对其住房获得、居住水平仅有微弱的影响,而住房市场持续不断的内驱力,以及居住空间的社会地位属性都迫使城市居民跨越个体及父辈的社会分层去实现居住之梦,并共同营构了居者有其屋的表象。这也表明居住分层正摆脱常规的收入、教育及职业分层成为决定社会经济地位的新标杆,如此演绎,不仅将加剧社会阶层的两极化,而超越社会阶层的“居住正义”、“诗意居住”也将更加遥不可及。
  • 摘要:整个学校教育系统可以看作一个庞大的、为未来社会结构提供人才储备的“层级分馏塔”。当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由于它不再主要只是培养精英层储备人才,因而精英层储备人才的生成与分流必然发生深刻的变化,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本文着重考察了这类人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是如何被最终培养分流出来的。
  • 摘要:基于对全国175所高校大一新生的问卷调查,本研究分析了家庭背景与族群身份对我国少数民族群体进入不同类型高校机会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获得受社会分层与族群分层结构的双重制约。从家庭背景的角度来看,总体上家庭背景愈佳,少数民族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多,优势背景的少数民族家庭更善于运用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以及族群身份所享有的制度性资源为子女进入各类型院校创造条件;从族群身份的角度来看,在控制家庭背景变量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学生较汉族学生更易获得本科层次的教育机会,但仍相对较难获得进入重点院校就读的机会,这与民族倾斜政策、高等学校的招生特点与区域布局、民族语言文化的适应性等都有密切关系。
  • 摘要:本文利用CGSS2006的数据尝试建构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城市职场的性别权力模型。国外关于女性职场权力获得研究,主要是从两个视角出发的:即基于家庭责任的理性选择视角,以及基于职场性别结构的工业主义视角。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即制度区隔的视角。研究发现,在通往中国城市职场权力的道路上,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女性的权力获得存在国家与市场的二元路径,具体而言,在通往市场单位的权力之路上,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性别的差异仍然显著。不过在通往国家的权力之路上,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性别的差异不再显著。本文认为,这是因为通往国家单位的权力道路上存在一定的性别平等意识形态的保护,而市场单位的权力路径则不受此限制。这表明制度区隔视角对于中国城市职场的性别权力获得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 摘要:建党90年来,中国共产党农村党建社会基础发生了多次变化。在改革开放前,农村党建工作主要倚赖贫农阶层,其对党员的考核以政治标准为主。改革开放后,农村党建工作开始越来越多地吸纳农村经济精英,依靠“富农”群体,经济标准成为主导标准。近十多年来,随着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和土地流转速度的加快,农村社会出现了一个新兴的中农阶层。农村党建社会基础经历从贫农——富农——中农的变化,既应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使命相适应,同时也要和农村在我国现代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担当的功能关联起来。中国共产党农村党建工作应该以社会标准为主,将中农群体更多地吸纳进入党内,以促进和维系农村社会的发展与稳定。
  • 摘要:布迪厄和科尔曼是把社会资本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先驱,但其社会资本概念具有不同的内涵,布迪厄强调蕴含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科尔曼则强调闭合网络的支持作用。通过对教育获得过程中社会资本作用的考察,本文试图把这两类社会资本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中,探讨他们之间的互动以及对教育获得的动态影响。利用“中国青少年科技素养监测调查”的小学和初中调查数据,我们发现,不同的社会资本在教育获得过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社会闭合中的父母参与对于学业成绩作用显著,父母与孩子谈论学习相关事宜具有显著正效应,但指导功课却具有显著负效应;与其它家长和老师的联系等代际闭合变量都对孩子学业成绩有显著促进作用。网络资本对于教育入学机会具有显著作用,而网络资本对学业成绩的作用则通过社会闭合间接发生影响。
  • 摘要:再分配体制下权力精英政治资本的效用,在经历了经济转型的今天仍然得到了维续。前人的研究往往只关注了整体上工资收入的回报,却没有探究其政治资本带来的一些隐性经济收入,更没有分析政治资本的效用在体制内外的差异。本文通过研究政治资本对住房资产的影响,更好地揭示了经济改革后的权力延续现象。在当代中国,虽然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对住房资产有正向的影响,但人力资本更多是通过影响职业和收入起间接作用的,而政治资本却能在职业和收入之外施加直接的影响,帮助其获得更多的住房资产。但是,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对住房资产的影响却有着体制间的差异。在体制内,政治资本的正向效应更为突出;但在体制外,这种效用却毫不显著,甚至在数值上为负。中国的经济转型创造了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共存的局面。党员身份不仅是人力资本的反映,它在体制内会带来实质的经济收益。
  • 摘要:在社会不平等研究中,一直并行着两大传统:分层分析和阶级分析。在研究议题上,分层分析专注于考察特定“市场形势”(market situation)下的地位获得,尤其是职业地位获得;而阶级分析则倾向于从特定生产方式下的劳动中,尤其是雇佣劳动中,寻找社会不平等的秘密。最近二十多年来,分层分析传统一直主导着国内外社会学关于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少见从社会劳动角度考察中国社会不平等的作品。基于阶级分析视角的理论兴趣,本文拟用2006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简称“CGSS 2006”)所取得的数据,考察全国城镇地区受雇于特定组织且从事全日工作的劳动者在加班可能性上的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社会不平等机制。本文想知道:同是受雇于特定组织的城镇全日制劳动职工,为什么有的加班,有的不加班?加班还是不加班,与社会不平等是否有关系?如果有,又是什么关系?或者说,社会不平等到底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到劳动时间的?对这些问题,本文将首先基于以往关于劳动和劳动时间的理论思考提出自己的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设,然后用CGSS 2006所获取的数据予以检验,最后结合检验结果进行理论讨论。在理论讨论部分,本文将指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以及今后数据收集的方向。
  • 摘要: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三十年。一般认为,不同于俄罗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用激进私有化方式完成经济转型,中国的经济改革的特征是渐进而不彻底。本文试图以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过程为窗口,描述中俄社会求职渠道和过程的差异,以对不同劳动力供求关系下社会资本在求职中的作用有进一步的认识。一、理论框架 1) 求职的三种机制关于社会网络和求职结果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大量的研究。通常,学者们会区分求职过程中的三种机制。首先是国家,在再分配经济下,国家掌握和分配着所有的经济生产的资源,包括劳动力。国家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设计劳动力的训练和培养的科目、数量和专业化程度,最后按一定的科层程序,向全社会配置劳动力资源。在经济改革后,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兴起,国家逐渐淡化了其劳动力配置的角色,而转而承担就业“保底”的功能,即把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投入就业困难的群体,服务的对象既包括“再就业”群体、农民工,也包括失业的青年和大学毕业生。在现代市场化国家,国家仍然对就业的过程有诸多的干预,国家作为一个积极的行动者,提供就业技能的培训、提供或购买就业岗位、传播就业信息,更多是出于社会救济和社会公正的理念。其次是市场。在理想的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是人们获得工作,实现工作流动的主要(甚至是唯一)途径。经济学家通常会认为,通过劳动力市场配置人力资源,是最有效率的机制。只有通过市场的无形之手,才能人尽其用,实现劳动力的最优配置。
  • 摘要:什么因素会影响人们的微观公平感?众多研究给出了不同的理论机制,大致可以分为自利主义的结构决定论和反对结构决定论的投入-产出论和参照群体论。结构决定论自利主义的结构决定论强调,人们通常以自我为中心、追逐物质利益、寻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在分层体系中获益,或处在优势地位的群体,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所得是公平的。例如,职业声望较高、家庭收入较多的人群会有较强的微观公平感,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合理的。在实际的资源分配过程中,地位较高的群体会偏好依据能力原则进行分配。同时,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也会将自身的优势地位归因为自己的能力或道德优势,认为自己获得的高收入是合理的,从而赋予收入所得以合法性。
  • 摘要: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10年来,中国社会的流动性急速上升。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增加,城市内部也不断阶层化,中国人在地域间与阶层间的移动都在加速。这一现象导致了中国城市内部形成多种社会集团(阶层)。不少研究指出这些社会集团(阶层)的形成将成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然而,流动性的增加真会损害社会稳定吗?本论文将在追踪天津市民意识调查时间性变化的同时,将1)地域间移动、2)阶层地位的上下变化作为2 个基轴,来比较人们对公共生活的评价和对个人生活的评价,从而评估中国社会的流动性是否会影响社会稳定。1社会流动性加强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流动性村人口向城市移动已成了政策性的课题。件,而在地域间和职业间移动着。
  • 客服微信

  • 服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