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中文会议>经济财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19次学术年会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19次学术年会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19次学术年会

  • 召开年:2011
  • 召开地:西安
  • 出版时间: 2011-10-29

主办单位: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

会议文集: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19次学术年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热门论文

全部论文

全选(0
  • 摘要:众所周知,2008年和2009年世界经济主要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但2010年债务危机已经取代金融危机,成为威胁各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就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关于债务危机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具体来说是从经济增长、财政赤字、货币危机的角度来研究债务危机问题。另一方面是从政治、法律和国际关系的角度展开分析,研究的内容包括政治体制如何影响债务和债务管理、法律如何规范债务责任和清偿、债务的国际传播等。rn 在国际债务危机发生的同时,我国地方债务危机也逐渐显现出来。一些省市的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资平台等方式过度举债,导致我国地方政府举债规模从2008年初的1.7万亿元急剧增加到2009年底的7.38万亿元,且有个别省市地方贷款债务率超过了100%也就是说,我国地方政府也极有可能面临高债务、无法偿还的困境。2010年欧洲国家的债务问题是一个前车之鉴,各国政府应当引以为戒,及早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rn 通过本文以上文献总结及分析述评,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第一,大量债务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从经济学意义上分析,在给定的资源总量下,当没有大量债务时,大部分的资源可以用于进行生产性活动,增加产出,促进消费,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但是,大量债务存在时,为了偿还债务,需要拿出大部分资源进行债务清偿和调配,这将不利于经济增长。当然,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发行债务是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的表现,因此,为了保证经济的增长不受影响,各国应该保证债务率不超过经济的可承受范围,控制债务的恶性增长,保证债务的可持续性,尽量不要出现债务悬挂问题。第二,债务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综上所述,不论是从财政政策的角度,还是货币政策,或者是汇率制度的角度,宏观经济政策与债务之间都是紧密联系的。第三,政治在债务危机中的作用。债务危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由财政赤字或发行债务引发的经济问题,更涉及一国的政治和主权信用。国家没有破产机制,而且国家可以动用各种资源来偿还一部分债务。如果企业或个人违约,债权人可以诉诸法律,而国家违约后,没有国际法庭来迫使国家履行偿债义务,这也是为什么存在主权债务违约定义的原因之一。
  • 摘要:我国现行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是以“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为基础的,因此深陷低级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六大陷阱。本文分析了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主要表现为:深陷对外国低端产品市场依赖的陷阱;深陷低工资国际竞争力的陷阱;深陷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陷阱等。rn 对外贸易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不同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产生了国家贫富的巨大差异,选择正确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对国家盛衰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对于一国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来说,正确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应该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升该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推动国民经济结构的升级,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同时,应该使外国经济对本国的技术、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和产业产生依赖,本国经济能够对外国经济产生支配性的影响,而不是相反,而这种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只有当一国“出口高端产品并进口低端产品”的时候才能得到实现。因此,基于这种考虑,笔者对我国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提出如下具体的政策建议。rn 第一,国家统筹对外贸易,或者通过产业协会,或者通过建立大型企业集团,或者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建立中国进出口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产品出口的卡特尔(这是WTO所允许的),大幅度提高出口产品价格,这将为我国提高工人工资特别是出口部门的工人工资拓展空间。第二,较大幅度地提高出口部门的实际工资是解决我国深陷低工资国际竞争力陷阱、降低外贸依存度、推动技术进步并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措施,提高实际工资还可以抵消人民币汇率被迫升值的压力。第三,出口退税的大部分收益被跨国公司所获得了,因此应该大幅度减少出口退税,出口退税只用于支持民族企业高附加值的、自主品牌的和高端的产品的出口。
  • 摘要: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持续快速增长,我国已成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但也应该看到,在新的形势下,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唯物史观是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法,也是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法.根据唯物史观,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要求变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时也要求变革政治、文化、社会等上层建筑,要求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入手.rn 我国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问题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在处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时,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不相适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也会反过来对经济基础发挥重要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必须适应于经济基础.2.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部结构中,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等生产关系方面的改革与转变经济堆长方式的要求不相适应。3.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弱化市场的作用,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4.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三个转变”内部结构中,忽视要素结构的转变,过分重视产出结构和需求结构的转变。
  • 摘要: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全球化极大地影响着各个国家的经济与政策.各个国家的经济存在着深刻的相互依存性,各国货币政策与利率变动联动程度加深、利率政策的独立性减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更提高了各开放国家利率操作的同步性.国际利率主要是通过利率平价机制在国际间传导,实现利率的国际联动.rn 研究计量分析了中美两国利率的联动关系。结果表明,中美两国利率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美国利率调整有较强的自主性,其政策变化对中国利率政策实施将产生较大的外溢影响,引起中国利率发生变化。同时,中国利率政策也表现出独立性,但自主稳定性小于美国,对美国利率政策影响较小。rn 由前述分析可知,中国渐进的资本项目开放策略是有效的,保持了中国利率政策的相对独立性。但同时,资本项目的管制,较低的利率与市场化水平,使中国利率政策对国际经济波动反应灵敏性降低,被动调整利率政策的概率增大,阻碍了中国利率政策的国际传递。而美国利率政策的变化,通过高度的利率与汇率市场机制,通过资本流动快速传递到中国国内,增加了中国利率政策的国际联动性而减弱了独立性。因此,中国应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开放资本项目,使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紧密服务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与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拓宽人民币流出和回流渠道,增加中国利率的主动性与影响力。rn 针对美国利率政策的影响,要高度重视国际利率变动特别是美国利率政策变化对中国资本流动的影响,加强对跨境资本的监控,防范国际资本大进大出。建立利率预警机制,及时评估美国利率变动带来的后果而适时做出应对,减少美国利率变动对中国经济与利率政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强中国利率操作的独立自主性。
  • 摘要:财政赤字观实际上是政府的理财观,也就是政府应不应该有财政赤字,或者应该有多大的财政赤字的理念和观点。在现代经济中,政府的财政赤字观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本国的实际经济情况,将对本国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凯恩斯明确指出,在经济衰退时期,克服衰退是首要的问题,政府不仅可以有财政赤字,而且应该有财政赤字。但是,凯恩斯主要是在是否应该有财政赤字这个问题上实现了突破,他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财政赤字观。凯恩斯没有回答财政赤字是否应该常态化,财政赤字的规模是否可以不受限制等问题。rn 按照充分就业盈余的财政赤字观,政府要做到的不是经济周期中某个阶段的财政收支平衡,而是要争取做到整个经济周期的财政收支平衡。即使经济繁荣时期的财政盈余弥补不了经济衰退时期的财政赤字,也应该对财政赤字加以一定的限制.这就是说,财政赤字不应常态化。这种财政赤字观对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政府的预算和财政政策具有很大的影响。这是财政赤字观的第二次大的转变。按照潜在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上的预算平衡的财政赤字观,政府不但不应该追求某个阶段的财政收支平衡,而且还不应该追求整个经济周期的财政收支平衡。这意味着财政赤字可以常态化.这种财政赤字观对20世纪60和70年代西方国家政府的预算和财政政策具有很大的影响。这是财政赤字观的第三次大的转变。按照这种新的财政赤字观,只要政府的财政赤字和由此导致的政府债务没有到达有可能导致政府无法偿还债务的警戒线,财政赤字都是可以接受的。这是财政赤字观的第四次大的转变。rn 对历史的反思表明,传统经济学的平衡预算观是一种保守的观念。政府要履行稳定经济的职能,在必要的时候应该实行赤字预算,凯恩斯的财政赤字观是可取的。但是,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必须是有节制的。由于经济的常态是非充分就业,按照潜在产值的预算平衡的观念制定预算方案,只会导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不断积累。而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比例只是一条警戒线,由于有可能出现各种突发事件,政府要履行稳定经济和社会服务的职能,不能在警戒线边运行。因此,可取的财政赤字观是动态平衡的财政赤字观,在一段时期出现的赤字必须能够被另一段时期的盈余所弥补.在美国政府债务出现问题,欧洲国家政府债务发生危机的现在,是各国政府认真地调整财政赤字观,严肃地思考政府债务问题的时候了。
  • 摘要: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是以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为基础进行学术研究的,并始终关注经济理论与现实研究,从范畴到体系、从制度到运行,充满学术性,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身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弊病看得更深刻和更清楚。同时,他们也身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包围之中,这样对于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研究视野显得更为宽阔,其研究问题涉及的领域较为广泛,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的探索之外,还就资本主义制度和命运,以及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rn 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部分,已经提供了较为成熟的危机理论框架。鲍威尔、格罗斯曼及奥尔曼等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根据当时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提出了基于消费不足、过度积累等不同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这些理论有新意,但过分强调某一角度和原因,显得有些粗糙和片面,缺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系统分析和资本主义整体发展的现实。rn 伊曼纽尔在接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生产价格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作出了新的解释,拓宽了马克思国际价值和生产价格理论的内容,但把工资看成了外生变量值得推敲。阿明的“边缘资本主义”理论是对依附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在论及“不平等交换”问题时,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伊曼纽尔的国际生产价格的分析方法和自己的不平等交换理论融为一体,因此可以说,阿明的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范围内,对国际贸易问题进行的一种新的综合。
  • 摘要: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自2003年以来就时不时地挥舞汇率大棒,迫使人民币升值,以阻挠我国经济发展,到最近更发展到剑拔弩张的疯狂程度.不能不认真对待,首先要在理论上弄个一清二楚.rn 当前,美国参议院通过逼迫我国人民币升值法案的理由,不过是老调重弹,主要有两点:一是要解决美国的失业问题,二是要扭转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两点“理由”看似有理,其实都是别有用心的借口,从根本上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美国企图以迫使人民币升值来解决国内失业问题,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再从美国的大量贸易逆差来看,那也不是靠提升人民币汇率所能解决的。更严重的是,美国如果强行通过迫使人民币升值的法案,就必然加剧中美贸易战,干扰破坏中美正常的贸易关系,究竟鹿死谁手还是一个未知数。因此,美国参议院的这个法案,即使在美国国会也会遭到强烈反对。rn 不管他们的实际用意何在,对他们的种种无理借口,都要充分揭露。人民币的汇率政策也一定要按照我国既定的目标来安排,即随着我国经济调整的逐步到位,逐步摆脱了对外依附性的经济结构,真正建立起以公有经济为主体的独立自主的汇率机制,切实实现以供求市场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逐步调整汇率,直到最终确立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公平合理的汇率水平。舍此而来的任何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意见,都是片面的,因而是不能接受的。汇率政策事关国家的经济主权,绝对不能听人摆布。美国即使通过什么法案,也只能管他国家自己的事,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 摘要:2011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平衡状况继续改善.1~9月,全国进出口26774.4亿美元,同比增长24.6%.其中,出口13922.7亿美元,增长22.7%;进口12851.7亿美元,增长26.7%,进口增速高于出口增速4个百分点.进出口增速呈高开低走态势,尽管前三季度贸易顺差延续缩小到1071亿美元,但为了不让人民币过快升值,央行发行基础货币对冲顺差的操作还在继续.以上列举的数据充分说明,当前通货膨胀的原因就是央行发行了太多的储备货币(基础货币)对冲外汇的流人,以此保持汇率的稳定。rn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体制是为了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实现资金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目标,表现为以扭曲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以及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征的三位一体模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选择了利用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使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功。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给今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过度依赖外需加剧了中国消费和投资的失衡。从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来看,对外经贸在将来很长一段时期仍然是提高我国经济总体水平的重要力量之一。只是过度追求外向经济增长将阻碍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从长远考虑,我国应该适时强化内需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也将有助于减少发行为稳定汇率、对冲顺差而不得不增加的人民币。rn 目前,人民币汇率问题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当前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越来越大,尤其在美元对欧元、日元和其他一些主要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我国政府依然没有明确人民币升值的时间表,并坚决抵制西方国家逼迫我国人民币升值。这其中有我国完全能够自主决定人民币汇率、不受他国干预与威胁的考虑,同时一个更重要的考虑就是人民币升值所造成的出口价格提高导致的出口减少进而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和就业机会的减少。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币升值不仅会有可靠的依据,而且是抑制通货膨胀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最重要的是人民币升值将使得维持汇率稳定所需要的结汇制度发生根本的变化。
  • 摘要: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包括以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为主体,以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为补充的正规性金融组织和私人钱庄、民间借贷等非正规性金融组织.虽表面看似健全,实则是农村金融有效供给不足,这在欠发达地区尤为突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机构单一、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不清晰、农村金融体系区域布局不均衡、非正规性金融机构组织欠规范.针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本文提出以下对策:1.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放宽对农村金融市场准入的限制,打破和消除垄断格局,建立多种商业性、政策性和合作性金融机构,加强对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引导、监督,促进其健康发展。2.进一步明确和调整农村金融机构的定位以加大支持三农的力度.3.优化农村金融体系的区域布局.4.促进民间借贷市场规范化.
  • 摘要: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的结束,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改革时代,即"后改革时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间投资不断发展壮大,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亦逐年提高,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增加国家财税收入的重要支柱和创造社会就业岗位的主要渠道。对全社会投资的贡献度逐步提高,投资的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增强。但同时也存在以下问题。包括产业结构分布不合理、资金来源渠道单一、波动周期性化等。rn 纵观民间投资的发展历程,对于那些限制其发展的因素,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对民间投资认识不足相关政策上限制民间投资的发展融资渠道不畅,金融体制不适应民间投资发展需要民间投资的服务体制不健全,增加了其回收风险。本文在分析民间投资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国务院出台的《若干意见》和当前国内投资环境,提出以下对策:rn 1.树立正确的投资意识.有投资就有风险,而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政府机构应平等对待国有、民间和外资的投资行为,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要加强对促进民间投资政策的宣传,帮助民间投资者调整消极心态,增强投资信心,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积极投身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rn 2.积极实施政策扶持.以《若干意见》的出台为契机,打破所有制界限、部门垄断和地区封锁,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通过收购、兼并、控股参股、转让经营权等多种形式,积极参与国有经济改革。在审批程序和手续方面进行简化,加强对民间投资的产业引导。调整税收政策,推进税费改革,实现公平税赋。认真清理和规范涉及民间投资的各种不合理的收费,如2009年增值税改革,从而尽可能降低投资的系统风险。rn 3.建立健全适应民间投资需要的多层次金融体系巧用政府投资,实现共同促进正确处理与外资关系,做好“接续”工作.
  •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奇迹"的同时,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也在不断攀升.这一现实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共同富裕"相矛盾,因此,如何实现平等的增长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一环.在此,存在的基本问题是:平等的增长是可能的吗?平等到底是增长的障碍,还是增长的催化剂?库兹涅茨的经典研究揭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平等程度首先上升,然后降低。这一研究激发了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文献强调不平等通过促进资本积累而有利于经济增长,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文献却发生了转向,强调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本研究在综述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揭示这种文献转向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实践和增长理论的新进展。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一起推动了有关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转向。而这种文献转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在于,平等不仅不是经济增长的障碍,更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因此,“共同富裕”的增长模式不仅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事实。
  • 摘要:米尔顿·弗里德曼是一名在西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以他为首的货币主义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曾在西方一度登上了官方经济学的宝座.他以其货币理论而著称,他恰是运用他的货币理论解释1929-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他的货币金融危机理论就是经济危机理论.必须肯定,弗里德曼在经济危机理论方面是有一定贡献的。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弗里德曼关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许多现象描述和浅层分析,诸如经济危机的种种具体表现、“危机是从美国扩及世界其他地方而不是相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的错误政策,以及经济危机的后果等,这些都是有一定客观依据的,而绝非无中生有。无疑这对于人们认识30年代大危机,吸取30年代大危机的教训,从不同侧面观察和研究过去与当今的世界金融危机,都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第二,弗里德曼对美联储在1929一1933年大危机期间在金融监管方面的所作所为进行的详细评析,对美国政府在30年代大危机期间经验教训所进行的总结,对后人都有重要的启示。第三,弗里德曼关于货币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关系的辩证分析是符合实际的,对人们认识最近的世界金融危机是有启示的。
  • 摘要:西方经济学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论争.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论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在经济理论上主要表现为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之争.这场论争以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胜利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失败而告终.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滞胀危机到21世纪第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前为止.第三阶段开始于21世纪第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这次危机源于美国,很快发展成为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在这场危机爆发前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危机可能性、危机严重程度和发展趋势、危机原因、应对危机的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西方学界和普通民众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新自由主义对这场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西方国家政府很多采取了以新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应对政策。在这一阶段,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发生动摇,并在危机中趋于衰落。危机爆发前,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承认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否认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危机爆发后,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危机严重程度和发展趋势的不同判断。
  • 摘要:随着"十二五"规划的颁发实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我国各级政府推进经济工作的主线,并且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由于国内外经济发展存在不稳定性,"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迫切需要从思想观念、路径选择、动力机制等方面进行新突破,惟其如此才能进一步予以科学地推进,最终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rn 准确认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内涵,必须彻底改变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的观念,客观正确地看待经济增长的速度,真正摒弃和杜绝长期存在的GDP晋升锦标赛现象,合理确定“十二五”期间全国和区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必须创新发展理念,客观地评判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始终坚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取向、人本取向和可持续取向。rn 科学地评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绩效,不能忽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我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或者外延型,抓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淘汰落后的工艺技术和设备,更具备现实的可操作性,也能更快地促进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科学地评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绩效,还必须坚持以人为本。rn “十二五”期间,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明确而繁重,但国际国内的宏观环境又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因素,因此,这就十分需要从实际出发创新思维,找准和拓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这样才能确保“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项任务顺利完成。主动调整外贸发展方式与战略。积极拉动消费扩大内需。扩大创新产品供给。
  • 摘要:中国的经济在发展速度比较快的时候和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存在的基本问题并没有改变,就是经济缺乏活力和效率.内需不足是老问题,过去出口增长比较快的时候,再加上政府投资的拉动,还能够高速前进,现在出口遇到了世界性的经济不景气,大家想到的就是进一步增加政府投资,这其实是一种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的惯性思维.rn 中国经济存在的根本问题是缺乏效率和内在活力,经济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外部力量的拉动,过度地依赖于资源的投入。现在需要的首先不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政策,而是需要增强经济活力的供给政策。在目前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供给政策当然是要多管齐下,但它们解决的问题不一样,重要性不一样,政策的力度也不应该是一样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应急性的、技术性的和着眼于短期效果的,而供给政策则是根本性的、基础性的和着眼于未来的。供给政策的第一项内容就是打破行政垄断,向民营经济开放现在受到进入管制的经济领域。供给政策的第二项内容就是解除各种经济管制措施,提高我国经济系统的自由度,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中国的劳动力很便宜,但中国有一样东西特别的昂贵,那就是中国的制度系统。供给政策的第三项内容就是转变政府职能。供给政策的第四个内容就是减税,特别是对低收人者和中小企业减免税,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活力,扩大内部需求,特别是民间需求。
  • 摘要:首先需要说明两点:第一,网络上有一些文章认为,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与托马斯·J.萨金特都属于理性预期学派.这一说法并不准确.虽然萨金特和西姆斯都非常重视预期,但西姆斯并不认可萨金特和卢卡斯所定义的理性预期,从而并不认可政策无效论.rn 萨金特和西姆斯获得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由,是他们“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里所讲的宏观经济中的因果关系是特指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是指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总的来看,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现象层面的变化,往往受制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在不同历史环境中的具体表现。基于这一观点,则不难看出萨金特“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研究”,不过是用高深的数学语言在复述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神话。rn 总之,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矛盾,与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这个基本经济矛盾通过四种具体矛盾和中间环节导致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其一,从微观基础分析,私有制及其企业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级管理层为追求个人巨额收入极大化而追求利润极大化,日益采用风险较大的金融工具以及次贷方式,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其二,从经济结构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生产相对过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比例失衡,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其三,从经济调节分析,私有制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容易反对国家监管和调控,而资产阶级国家又为私有制经济基础服务,导致市场和国家调节双失灵,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其四,从分配消费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贫富分化,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群众被迫进行维持生计的含次贷在内的过度消费信贷,从而酿成各种危机。显然,以上这些都不是萨金特的“因果论”可以解释和解决的。
  • 摘要:针对“庸俗经济学”的供求决定价格理论,马克思认为,“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值规律支配着价格的运动”、“供求关系并不说明市场价值,而是相反,市场价值说明供求的变动”,“价格是物化在商品内的社会劳动量的货币名称”。那么,马克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本文分析表明,理解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必须区分价值所对应的价格、市场价格以及生产价格。马克思本人的理论虽然没有进行本文这样的数学符号的演绎,但它是前后一致的。劳动价值论所确定的价值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应然的价格。因为它是一种应然的价格,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发现实然价格与应然价格不一致。也就是说,无法通过简单的时间序列数据来验证劳动价值论的存在。比如,中国今天极高的房价是一个实然价格,它已经极大偏离了劳动价值论所预测的水平。这并不是对劳动价值论作为一种理论的否定。正是这种实然与应然的偏离导致了房价具有回归理性的趋势。从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看,诸如此类的对劳动价值论的背离都无法构成对劳动价值论的“证伪”。至于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否应该把它作为中国未来价格管理的理论基石,并以此制定相关政策,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 摘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西姆斯(Christopher A.Sims)教授与纽约大学的萨金特(Thomas J.Sargent)教授一起,因在对宏观经济中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而荣获201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西姆斯教授不仅创立了向量自回归的方法来阐释经济如何受到经济政策以及其他因素变化的影响,而且在近十多年来,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即理性疏忽(rational inattention)理论,以克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存在的问题,这一理论成为现代经济研究的最前沿课题,这方面的文献近年来迅猛增长.本文拟通过对理性疏忽假说的内涵、模型及其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等方面的梳理,阐述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并对西姆斯教授在这方面的学术贡献进行简要评价.rn 西姆斯教授所提出的理性疏忽假说是对传统理性经济人假说的一个重大修正,这一理论结合现代信息论的思想,关注经济主体在获取、吸收、处理信息方面的成本,关注经济主体间信息能力的差别,因而克服了传统的完全理性假说与现实的不一致性,使得经济主体的行为更趋现实,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宏观经济模型的微观基础也更加坚实。理性疏忽假说借鉴信息论的分析根据和方法,对信息的分析与描述更加完整和全面,对信息问题的经济学分析逻辑更加严谨。基于理性疏忽假说的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理论,重视经济主体实际心理与行为的差异,有效地解释了宏观经济各变量在时间过程中的变动性,克服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仅关注技术冲击的局限性,是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 摘要:随着分工深化和经济发展,公共品需求日趋差异化和动态化,如何实现公共品供给的动态有效性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从公共品供给的经典理论研究来看,一是沿着公共品供给市场失灵的思路,强调公共品政府供给的有效性(Samuelson,1954;Musgrave,1962);二是基于公共品需求选择的角度,强调公共品供给决策的公共性和开放性(Buchanan,1962);三是对公共品供给政府失灵的分析,形成了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理论(科斯,1974;德姆赛茨,1967;Tiebout,1956;Mcquire,1969;Ostrom,1990).rn 从前古典时期公共品供给有效性思想的滥觞到古典时期亚当·斯密的整合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典转换,思想家们对公私利益选择的思考产生了不同的公共品供给观,这是现代公共品供给理论的思想来源,也是不同社会制度选择的思想基础,公共品供给的经济思想试验证明,实现公共品供给动态有效性的前提在于建立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激励相容的经济制度,而公共利益来源于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判断,公共参与性、开放性、多元化是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激励相容的价值基础和必要条件。因此,伴随着个体供给能力的不断提高,在公共品供给技术和自然约束日益弹性化的条件下,公共品供给制度约束刚性化日益明显,政府只有因应个体选择,才能走出公共品供给低效的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公共利益。
  • 摘要: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产生的时间较早,几乎与凯恩斯主义同时.但其盛行、得势却是在发达国家经济出现滞胀,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里根执政和英国撒切尔执政以后.这种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也反映出了一些时代的烙印,表现出一些同老自由主义不同的特色。rn 第一,产生和发展的背景不同,因而其具体历史使命也不完全相同,新自由主义具有明显的反社会主义特征。rn 第二,在市场经济产权基础的具体主张上,新老自由主义也有所不同。老自由主义者把私有产权看成市场经济的当然基础,是自然秩序之必然,所以他们并不特别有意识地强调,对国有产权不仅没有明确否定,甚至有时在实际上还有所肯定;新自由主义者由于一方面要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综揽投资论和发展国有产权论,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产权主体论,所以,他们都更加强调市场经济的私有产权基础,否定政府经济即国有产权,否定私人经济与政府经济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基础,极力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rn 第三,在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方面,新老自由主义者虽然都强调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反对政府对私人经济运行的调节和干预,但新自由主义者把市场机制的作用和作用范围夸大到极限,更加强调市场的自发调节,更加崇拜“自发性”,更加反对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自觉调节,甚至鼓吹“市场万能”和“市场神话”,鼓吹“一市就灵”。rn 综上所述,所谓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具有上述特质的市场经济理论。正因为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同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理论,是同最大多数人民利益根本对立的理论,所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理所当然并旗帜鲜明地拒斥这种理论,也必须彻底地清除这种理论对我国的影响。
  • 摘要:已有的知识生产激励制度都是激励创新知识的第一个提供者,胜者拿走一切.这种赢者通吃的知识生产活动酷似体育锦标赛,又残酷于体育锦标赛.在知识生产实践过程中,锦标赛制度的报酬差异易对互惠型知识生产者产生不公平对待,促使互惠型知识生产者转向负互惠,形成防备与嫉妒的心理,这不但削弱知识生产团队合作的力量,还对知识生产激励扭曲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只有针对当今知识生产团队中生产者的偏好特点,建立与互惠偏好相融合的知识生产激励机制,才能使互惠偏好在知识生产合作中得到强化,促进知识生产和谐健康发展。rn 一个好的治理结构安排不应该假设当事人是完全自私自利的,人类发展的秩序是以合作为基础的。知识生产的互惠合作机制能降低知识生产的不确定性,减少知识生产的恶意竞争,避免应用知识生产的扎堆现象与知识生产资源的浪费。同时,基础知识投入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基础知识生产的不确定性比应用知识生产更大,基础知识的生产更需要生产者之间的合作来降低风险。因此,应以促进社会知识总量的积累为目标,改变传统的经济人假设,建立与生产者的互惠合作偏好相融合的知识生产激励制度,让制度与互惠偏好共生演化,促使知识生产者的“自私自利”偏好向“合作互惠自利”、“互惠合作利他”偏好进化。rn 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基础知识对应用知识的生产乃至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尊重每一基础知识生产者的艰辛劳动付出,避免利用自利机制来制衡生产者,为基础知识生产者营造宽松的知识生产环境。其次,要充分认识知识团队是知识工作者实现其自身价值、满足其物质和精神需求的重要载体,对知识员工的激励提倡以固定薪酬为主,配合带有人文关怀性质的良好福利安排,尽量避免采用根据某种绩效考核制定的报酬激励机制。最后,可以试着用团队锦标赛制替换个体锦标赛制,建立基于分享共同业绩的团队显性激励制度,细化团队内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激发知识生产团队中的生产者共同形成合作互惠的信念,创造相互合作的正反馈路径与情境,使知识生产队伍的互惠偏好不断演化为稳定性的社会偏好,提高团队知识生产效率。
  • 摘要:公共选择学派的方法论,是指通过对选民在政治市场上的行为及其后果的分析进而对政府的行为特征等政治问题进行经济学研究.它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开创新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方法总称.它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分析方法为一条根本分析方法原则,以个人主义方法论、经济人假定和交易政治学概念为其分析方法要素,去研究传统上被分开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领域中的政治选择行为.rn 公共选择学派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利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研究了传统上被分开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领域中的选择行为,将人类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作为统一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从而改变了人们传统上研究政治行为的方法。同时,公共选择学派的方法论继承了传统的经济自由的思想,并将其继续发扬光大。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的基本前提,从而将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植人到政治行为中,在个人行为和集体选择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种用个人主义方法研究集体选择的分析方法被誉为填补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的空白。尽管公共选择学派利用这种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对政治过程中的各种现象进行了分析,然而,这种方法论在分析政治现象以及个人选择与集体选择过程中还是会存在许多问题。第一,政治过程在某些方面与市场交易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但不能用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的假设简单套用到政治领域,这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政治过程的特殊性,否定了政治主体所存在的利他性质。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政治主体需要从利他主义立场去考虑政治安排、政治决策,而不能仅仅出于利己的考虑。第二,政治过程的集体选择要求应从人的社会属性去研究。政治活动中的集体选择更多体现了马克思所规定的人的社会属性,只有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把握政治活动,才能更好地去理解政治活动过程,而不能仅仅利用孤立的、抽象的个人主义方法去研究政治活动。
  •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然而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在我国经济向好的大背景下,居民收入差距不降反升,社会不公平的呼声开始涌现,"效率与公平"问题也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被重新审视,大量学者利用新的研究方法或者扩充研究样本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再检验。rn 因此,要想解决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必须从制度层面着手,赋予农民同等的权利,通过制度创新使他们摆脱“贫困陷阱”,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城乡收人差距问题.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整个改革过程中,绝大多数制度变迁均以城镇为中心,导致了城镇制度供给的充足与农村制度供给的缺失。制度供给的不均衡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城镇制度供给的充足,城镇非农产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由此,可以看出制度变迁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扩大了收入差距,从而验证了本文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rn 本文从制度的视角对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U形”关系给予了解释,但在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同阶段,各种相关制度(如户籍制度、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等)如何影响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本文并没有详细地解释。通过将制度变量进行量化,结合不同阶段的城乡收入差距水平,研究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具有现实意义,这也是作者今后的研究方向。
  • 摘要:微型金融对贫困农民收入增加的影响目前,微型金融作为一种减少贫困的有效途径正得到越来越多学者们的关注.一些学者从多个角度探讨微型金融减少贫困的作用机制,代表性观点认为,微型金融减少贫困的途径主要表现在:(1)微型金融可以提高参与者的自信心,使其有信心投资于规模更大和获利更多的部门以获取更多收益;(2)可以提高妇女的参与程度,帮助妇女构建社会资本,从而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贫困减少;(3)可以促使参与者之间相互交流,有经验的成员可以通过建议和咨询的方式向其他成员提供帮助,从而有助于参与者最有效地使用贷款并获得最大收益.rn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微型金融虽然能够直接提高贫困农民的收入水平,但效果并不明显。而微型金融通过提高贫困农民社会资本途径,对其收入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我国的微型金融机构应借鉴和吸收国外微型金融机构在反贫困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立足于目前的发展现状,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充分发挥微型金融机构在反贫困中的重要作用。具体来说,重点应该做好以下工作:鼓励微型金融在反贫困中发挥重要作用;引导民间资金参与微型金融项目;注重提高贫困农民的社会资本。
  • 摘要:正统的微观经济学把企业作为一种生产函数即投入-产出关系来对待,它假定,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总是在既定的投入和技术水平下实现产量极大化和成本最小化,至于为什么如此,却语焉不详.这样一来,企业便成为著名的"黑箱",不了解戏法是如何变出来的.这样一种只关注配置效率而完全疏漏了企业内部的效率的微观经济学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而对这种企业理论最严峻的挑战来自经验事实的反驳.rn X效率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莱宾斯坦及其追随者们企图以x效率理论重新改写整个经济学,然而他们的企图破灭了,x效率理论很快就销声匿迹了,甚至连经济学教科书中也找不到它的影子。尽管马克思没有使用X低效率这个概念,但他比莱宾斯坦更深刻地阐释了X低效率产生的原因—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和劳资之间的阶级战争。rn 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亦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当劳动的物质条件与劳动者相分离,前者变成了资本,而后者变成了使资本增值的手段或工具,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便具有了剥削、压迫和奴役的性质。劳动者必须要进行反抗,反抗的形式从个人无组织的消极怠工、缺勤、开小差、干私活、浪费原材料乃至故意损坏财物到组成工会、进行集体谈判和罢工。工人们是在以低的劳动生产率和虚高的生产成本对资本进行报复,这才是x低效率的根本原因。
  • 摘要:国有企业改革既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变革,也是一个非闯不可的重要关口.经过三十多年的艰难探索,国有企业终于实现凤凰涅槃般的升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微观基础.本文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理论与实践意义上的逻辑梳理和经验总结,并针对国有企业的发展现状和热议焦点,从发展的政策取向和实践等层面证伪"国进民退"之说.同时,对国有企业未来发展进行攻坚展望,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从而使其在国民经济中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rn 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是一项重要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应充分认识到实施这项工程的紧迫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着一个关键的历史拐点。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潜心破解攻坚难题,沉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1.加快国有企业重组和调整,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2.深化国有企业的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3.深化国有垄断行业改革,继续引入竞争机制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更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创新能力.确立自主创新的核心战略。
  • 摘要:国外研究本次金融危机对经济尤其是收人分配的影响的文献也逐渐增多。金融危机不仅影响经济增长、就业和收入,而且还充当了收入再分配的角色,对收入不平等有显著的影响。但金融危机对收入不平等影响方向、程度则依具体的国家或地区以及相应的反危机政策而定。本文的贡献在于,利用金融危机影响的微观调查数据,考察金融危机前后我国总体收入以及不同企业特征的收入不平等的变动,进而测度出金融危机在收入不平等中的作用。rn 本文利用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部门的劳动者工资收入影响的调查数据,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总体、不同规模企业和不同所有制部门企业的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危机明显提高了总体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收入不平等、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收入不平等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两个不平等同为上升,但上升的途径是有差异的。前者是因为中小型企业的劳动力流失,劳动要素察赋恶化,最终造成特征差异扩大所致;后者则是因为非国有部门要素的报酬率下降,是系数差异扩大所为。因此,当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等重大外部冲击可能导致社会收入分化以及相应的矛盾激化的时候,如何保护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经济权益,理应作为有关部门制定相应政策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
  • 摘要:"沿边开放"和"沿海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总战略的"两翼".在中国提升全方位对外开放水平,积极融进全球化经济,提高国际话语权,倡导世界科学发展的新形势下进一步提升沿边开放,实施扩大向西开放战略具有重要的国际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要抓紧、抓住当前的大好机遇.对此,应有高度的认识和给予重视.rn 实行完全的开放。只有在大开放的国际大市场中,在较为公平健全的法制环境中,平等竞争才能增长才干,淘汰落后,发挥后发优势,赶上先进,跨越发展。只有完全的开放,才能真正实现利用三种资源,三种市场,才能真正实现资源优势的转换,变“资源高地”为“技术高地”“资本高地”“人才高地”,跨越发展、强区富民,和全国同步实现小康。只有完全的开放,各民族经济的繁荣,才能根除产生一些消极因素的土壤,实现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rn 开放的胸怀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我国实行东西双向全方位开放,大踏步走向世界的时代,任何地区任何形式的封闭或半封闭都将使该地区因逐渐被边缘化而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落后是要挨打的,封闭是要落后的。只要落后,就会凸显各种社会问题,“长治久安”就很难实现,经济繁荣,人民幸福就只能存在于自我安慰的美好愿望之中。rn 新疆作为中国东北亚、东南亚和中西亚三个沿边重点区域之一,在向西开放的中亚区域合作中的地位越发重要,其定位更加明确。在发展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和向西开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优势。这为新疆承担我国沿边开放试验省区的重任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
  •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然而,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靠大量的投资和资源消耗来维持经济增长,这种增长主要是投资过度扩张的结果,并非效率的提升,因而难以为继.尽快提高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对于维持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显得尤为迫切.近年来,为实施自主创新战略,中国不断加大自主创新投入。从投入比重来看,大中型工业企业正逐渐成为我国技术创新的主体,其自主创新绩效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自主创新绩效。rn 本文运用1999-2008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33个两位数分类行业的面板数据,在估算样本行业的实物资本存量和研发(R&D)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构建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计量模型,估计研发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实现对中国工业行业的技术创新绩效的实证检验,并为进一步改善我国工业技术创新绩效提供相关政策建议。rn 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大力提升我国工业既有R&D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与加大自主创新投入一起构成完善我国自主创新战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努力方向。而提升R&D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的关键,是大力提升自主创新的技术效率,通过更有效率地利用既有R&D投入资源,提升其专利或新技术的产出效率,并加速这些专利或新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转化和运用,为工业的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
  • 摘要:追求效率是社会经济得以发展的根本保证.追求经济公平是市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奠基石,是实现效率的基本要求;追求社会公平是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然而,只有在经济公平的状况下,才能产生真正的效率.不顾经济公平单纯追求效率是危险的,也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可能出现恶性循环,导致社会秩序紊乱、社会成本的增加、权钱交易等一系列恶果.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主要在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矛盾.rn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目标与公平目标的冲突,采用“效率优先”的市场法则是难以彻底解决的。正因如此,艾萨德提出了“政府干预政策论”,强调只有通过政府强有力的调控措施,才能修正被市场法则扭曲的区域经济关系。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关系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在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促进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过程中,既要注意效率与经济公平的关系,又要注意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而且在不同的特定时期应该采取不同的协调措施。因而,在经济市场程度不断提高、效率与经济公平的市场化平台大规模扩展、以收入差距扩大为核心的社会公平失衡日益显现的今天,在深化市场取向改革,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既不能片面强调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社会公平问题,也不能因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公平问题开始突出而损害效率和经济公平,而应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的视角去把握个体、把握社会、把握历史,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关于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方针,既努力促进经济公平,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提高效率,又通过构建和完善制度保障以及制定和实施积极的政策措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努力维护社会公平,进而不断促进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 摘要:哈萨克斯坦作为毗邻中国的中亚大国,是新疆进行向西开放的重要合作伙伴,因此其三次产业的产值及其劳动力吸纳状况值得关注。研究哈萨克斯坦不同产业、不同行业的就业状况,有助于实现新疆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更有助于中国政府和企业与哈国实施更加密切、更加有效的合作。本文从时间层面,将新疆与哈萨克斯坦总体变化过程、三次产业就业增速、三次产业占比进行对比,重点对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三次产业内的就业结构进行比较,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新疆第一产业内部产值结构不合理,以种植业为主,多种经营欠发达,与之相应的就业结构则更不合理。在第一产业内部,农业(即种植业)吸纳劳动力的人数最多,2009年占比为79.44%。畜牧业的就业人数排第二位,高于林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但是其占整个第一产业的比重却比较低,2009年为13.57%。这表明,新疆农业中畜牧业相对落后,就业人口相对较少,林业、渔业更欠发达,就业人口更少。rn 哈萨克斯坦第一产业在进行统计时,并未按照国际惯例进行详细分类,只是在2010年之前将第一产业分为农、林、猎业和捕鱼及养殖业两个大类,而2010年之后就将两个大类进行了合并。在此,考察2007,2009年两大类之间的分布状况。哈萨克斯坦第一产业内部主要以农、林、猎业为主,捕鱼及养殖业所占比重极小,2007-2009年其占第一产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均不超过1%。但是新疆与之相比,渔业就业人员所占比重则要小得多。 2007-2009年,新疆渔业就业人数占第一产业总数的比重不超过0.05%.这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所致。一是哈萨克斯坦渔业相对比较发达。二是哈萨克斯坦地广人稀,是农业、畜牧业生产大国。但是其第一产业总体来说劳动生产率相对比较低,所以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所占比重就相对较多。
  • 摘要: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欧洲主权债务问题开始逐步显露出来.到了2011年,欧洲国家债务问题进一步发酵,危机风险从原来的"欧猪五国"蔓延到更多欧洲国家,并有可能扩大到整个欧洲及全球.虽然危机至今尚未爆发,但因应对措施不力,"狼来了"信息不时传来,国际经济大有再次触底的风险,惊扰着世界经济的脆弱神经.究竟什么原因引发了这场危机,人们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才能渡过这道难关,值得深思.概括说来,造成欧债危机的原因有4个方面,即欧洲大陆国家市场经济的社会模式、欧洲大陆国家的多元民主政治制度、欧洲一体化的不成熟。rn 迄今为止,欧盟及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措施主要集中在向危机国家实施援助与向市场注资,但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新近德、法两国酝酿修改《里斯本条约》,加快欧盟政治一体化进程,强化对成员国财政监督的措施,这才开始触及深层次问题。但是,这可能会遭到诸如英国、爱尔兰等国的反对。逊模式,在欧洲统一问题上常常与德国和法国主导的欧洲大陆国家意见相左,其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完全基于利益考虑,难以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真正融入欧洲。rn 总之,要真正化解欧债危机风险,必须改革欧洲的社会模式,杜绝寅吃卯粮的公共消费模式。但是在欧洲经济、政治、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下,这绝非易事。也许这轮危机还不够深重,不足以成为推进实质性改革,使欧洲模式浴火重生的动力,正像笔者10年前预言的那样(参见《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评析》)。
  • 摘要: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都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它却是我国长期面临的一个关系全局的、始终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究其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存在着区域差异性.我国东西部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发展层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存在着差异。这就决定了国家相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手段,在东西部应有所区别,体现区域的差异性。rn (一)政策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大资本。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政府的政策倾斜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政策决定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效果,没有条件的可以变为有条件的,没有比较优势的可以变为有比较优势的。因此,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方面中央要针对东西部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对西部应以倾斜性政策给予支持;另一方面西部各省(区、市)也应出台适合当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同时要用足用好现有政策,让它们发挥更大作用。rn (二)不同地区应采取不同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策。在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经济发展质量的层次、经济结构的内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程度、区域经济的开放度和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等五方面都存在差异性。中央政府应针对东西部的差异制定不同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而地方政府也应根据本地区实际发展的阶段和层次,争取中央的政策支持,并出台符合自身情况,与自身能力匹配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东部应实行鼓励内生增长和包容性增长、提升发展层次与提高发展质量、实现由速度向效益、由国内向国外转型的政策。
  • 摘要:近几年来愈发严重的就业问题和高通货膨胀率,收入和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以及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公共物品的供给与民生问题日益尖锐。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证实了中国还刚刚处于从“单一”到“包容”的经济增长理念转型期,同时也使中央政府意识到加速转变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国民经济增长理念的紧迫性与深远意义。本文对中国经济增长理念转变的反思,对政府职能在包容性增长理念下的重新解读,对国有企业在包容性增长理念下的重新定位。rn 眼下,构建“藏富于民”的制度环境,使得民众切实从“国富民强”的国民经济生活中分享成果是扭转“富国穷民”局面和坚持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应有之义。现代政府的职能在于完善市场经济活动的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从而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降低市场交易活动中的不确定性。这就要求政府为民众平等性地参与个人发展提供机会和竞争性平台,同时,通过尊重私人产权和保护契约的有效执行,提供选择性激励以确保私人报酬率接近社会报酬率,从而调动全社会“经济人”的积极性,实现“看不见的手”的作用。rn 笔者认为,秉持有限政府和服务政府的现代政府理念是确保“国富民强”的关键所在,政府—社会主义的人民的政府-更应该坚持“经世济民”和“为民生利”的包容性理念。政府应该加快消除国有企业行政垄断的金色盾牌,通过提供充分的竞争平台以使得中小民营企业机会均等地在竞争性领域与国有企业展开竞争,以激励和提升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避免国有企业在“捆绑”政府的条件下维持长期的垄断和低绩效(这里也暗含着国家不能以“退出”的潜在威胁避免国有企业对国有资产的低效运营和侵蚀),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同时,加大国有企业资本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人,特别是在自然垄断行业中要高质量地保证服务供给。此外,国有企业在减少社会失业、保证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方面还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这些都是国有企业在包容性增长理念下所应当具备的企业品质和所承担的社会责任。rn 包容性增长理念意味着在坚持公平、公正的价值追求下,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使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人民生活改善同行。在“十二五”来临之际,中国的决策层提出实现从“单一”到“包容”的中国经济增长理念的转变,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协调、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
  • 摘要: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资本运动分析的方法揭示当代资本运动的规律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必然逻辑,并剖析不合理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所形成的金融霸权对整个世界的超级掠夺,提出重建国际经济格局与秩序的首要任务.rn 战后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三个重大事件—资本主义新发展新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金融危机。当代资本运动分析正是抓住这三大事件。本文的分析将深入资本运动的具体形式—资本社会化、资本自由化和虚拟资本运动。华尔街金融霸权绑架整个世界。为了理解这个观点,分析了当代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行机制。根据金融学界专家学者的研究,可以将当代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划分为五个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五大市场体系或价格体系,它们构成一个相互交错、层次分明的金字塔式的全球价格决定体系。可以看出,以上五个层次构成的全球金字塔式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中,君临全球货币金融之巅的是美元储备货币体系或美元本位制。全球货币金融价格体系的传导机制从顶层开始,自上而下。显然,在上面这个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中,美国国债市场是“高高在上”凌驾于全球金融市场的魔王。美国国债市场决定储备货币(美元)的价格,亦即决定全球长期通货膨胀率和长期利率。另外,美国信用评级公司的评级模型也是依照美国债市运转机制构建起来的,因此很容易就攫取了世界权威的地位。rn 为此,有点良知的经济学者都会振臂高呼:反对金融霸权,改变当前不合理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是当前重建国际经济格局与秩序的首要任务。
  • 摘要:由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美国经济评论》,创刊于1911年,是美国影响最大,也是世界遐迩知名的经济学期刊之一,从2011年起变更为双月刊.为纪念创刊100周年,期刊特邀六位著名经济学家,成立了"20篇最佳论文"评选委员会,在该刊100年来刊登的数千篇文章中,甄选出对经济学发展与实践产生深远、重大影响,且富有创造性的20篇最佳论文,这些论文代表了每一时期西方经济学的最高学术水平,同时整体再现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经济学领域艰辛跋涉、不断探索的百年历史发展轨迹,反映了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走向。现给出这20篇论文导读,其中,12篇论文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独著或合著的经典论文。rn 例如论文:《生产、信息成本与经济组织》(A.A.阿尔钦与H.德姆塞茨,1972)。阿尔钦与德姆塞茨根据偷懒投机行为,从企业管理激励角度提出了团队生产理论,解释了古典企业出现的原因及其内部组织问题。他们认为市场或企业都是促进专业化合作,提高生产率的组织经济。经济组织存在计量投入要素的生产率、计量产出与分配投资报酬两大问题。企业本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组织形式。rn 论文《不确定性与医疗保健经济学》(肯尼斯·阿罗,1963)。阿罗用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和语言,建立了医疗保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阿罗认为医疗保健市场有显著的不确定性、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特征,由此产生了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委托一代理等问题,医疗保健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存在市场失灵。他分析了医疗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风险承担的不可销售性与信息的无法完全市场化导致了医疗保健市场偏离完全竞争状态。医疗保健市场不同于完全竞争市场的特殊结构特征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纠正其对完全竞争状态的偏离。医疗保障问题本质上就是这种适应性的表现。这些市场适应行为有时反而阻碍了竞争,无助于效率提高.
  • 摘要:关于体制改革绩效评价的思想源远流长,这一思想不仅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相关理论中,也体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关于制度评价的理论之中.为了在理论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体制改革绩效评价理论,在实践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提高经济绩效,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很有必要通过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关于体制改革绩效评价的理论演进分析,得出一些以公平为导向,以利益结构优化与发展绩效评价为重心的较为科学的体制改革评价思想与理论假说。rn 通过上述和谐视角下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对体制改革绩效评价的理论演进分析,可以看出:西方主流学者对体制改革绩效评价的研究,主要是从市场经济有序运行层面进行分析,其重点是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标准来评价体制绩效,其理论宗旨是力图论证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性、合理性,并进而论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机制及其由此决定的收入分配体制具有社会和谐和分配的公正性。这种体制绩效评价不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经济体制的多样性与体制绩效评价的多维性,而且不能反映体制变革中市场运行机制置换与利益结构调整相统一的特征,因而不能体现体制改革的社会属性及其效率目标与公平目标的有机结合.rn 从我国的现实体制改革来看,认为体制改革的实质是一个内含一定价值取向与利益导向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系统变革,其过程既要通过克服社会基本矛盾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与财富增进,又要通过以利益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为社会经济发展建立动力与公平机制。和谐社会构建中体制改革绩效评价模式和标准应体现体制改革的本质要求和社会经济结构系统变革的特征,以促使效率与公平、经济与社会、“帕累托改进”与“卡尔多改善”绩效的相互统一。体制改革绩效评价指标设计,要凸显利益关系协调与利益结构合理化以及社会和谐稳定的时序分析及模拟预警分析,体制改革绩效评价标准应具有全面系统性、动态性并凸显公平和谐性和制度性。
  • 摘要: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并逐步发展壮大,其已成为研究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基础性学科之一.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和非马克思主义流派关于国际经济合作,很多地方具有相反的特点。在与国际政治合作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流派认为国际经济合作是主要的,政治合作是经济合作的延伸,而非马克思主义流派则认为国际经济合作从属于国际政治合作;在阶级或群体立场上,马克思主义流派代表发展中国家或弱势群体,非马克思主义流派则代表发达国家;在与国际对抗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流派认为国际对抗与国际合作是矛盾统一体,对抗是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动力,而非马克思主义流派则认为国际经济合作与国际对抗是完全对立的。rn 对中国来讲,如何通过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以实现大国和平崛起、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力量,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具有重要的启示。rn 第一,以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为主、国际政治和文化合作为辅。国际经济合作应被看做是长期的,我国应主要谋求其稳定性,使国际经济合作尽量避免受到地区局势的影响。而且还要努力实现多元化,包括国别的多元化和合作方式的多元化,以预防国际经济合作关系的波动。rn 第二,坚决维护我国尤其是我国人民的利益。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特别容易受到侵害。我国应坚决维护本国利益,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注重趋利避害,对危害我国人民生活以及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合作,要坚决摒弃。rn 第三,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国际经济合作,构建和谐世界。以目前全球化发展的程度,还将继续存在主权国家。有主权国家,必然会有国家间的对抗和斗争。国际经济合作与国际对抗是相伴而生的,二者的辩证关系决定了谁也不能消灭谁,只能相互促进而形成良性发展。因此,对中国来说,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国际经济合作,努力寻求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在对抗中求合作,实现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其中心任务和最终目标就是构建和谐世界。
  • 摘要: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出现新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发展迅速而发达经济体地位相对衰落.美国经济持续低迷,欧洲、美国都出现了严重债务问题,极大削弱了美元和欧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不适应全球经济发展,以美元为核心的现代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日益暴露,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同时,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经济实力大幅上升.rn 人民币最终成为国际货币,实现国际化,需要在世界经济中发挥货币的计价单位、交易媒介、储藏手段等各项职能。从上述分析可知,人民币国际化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的战略范围仍主要集中在周边邻近国家,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领域影响还较小,人民币国际化在地域范围上还处于区域化阶段,而在程度上,则处于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在这一进程中,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与问题。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受限。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与人民币国际化需求不适应。rn 英镑、美元、日元以及欧元的国际化经验表明,货币国际化主要是取决于市场选择,而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目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适宜的环境与条件。首先,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与金融体制改革,其次,加快人民币区域化进程。最后,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国际货币体系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实质上就是国际货币形态变更和汇率制度的重新调整与安排。人民币国际化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必然趋势。积极推动特别提款权的改革。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提升中国的话语权。促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利益均衡。
  • 摘要:2011年3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涉及一个新的、重大的五年计划的发展命题,那就是促进中国的城镇化."十二五"期间,我国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城镇化率将从2010年的47.5%提高到2015年的51.5%.城镇化的推进将成为"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的重要切入点之一.rn 本文拟对"十二五"期间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策略选择作一初步探讨.城市化率超过30%以后将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由此断定中国的城镇化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阶段。所以,在“十二五”乃至更长的时间内,我国必须理性、科学地推进城镇化.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城镇化必须低碳发展.以产兴城;改革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建立和完善基本居住保障服务与公共服务体系.rn “十二五”时期我国既要维持合理的城镇化速度,又要切实强化农村、农业和农民发展的基础地位,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要“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大力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生态化协调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摘要:利率微调是一种主张以当前及预测的经济状况为依据,根据预先规定的标准,渐进地、小心地实施扩张或紧缩的政策,以实现经济的平稳运行.这种利率微调操作方式的核心价值在于,既充分发挥利率政策的调控效果,也强调利用市场机制本身的自我调节功能.从理论上说,这样的操作方式更和谐、更理性,其调控的结果也能够使经济更接近于自然状态,更具有稳定性.rn 理论上,利率微调的有效实施必须满足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我国当前的政策与经济环境尚不能完全满足以上条件,故而,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善。提高利率政策信息的公开及透明化程度;强化利率微调的制度支撑: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体系建设和金融监管;注重利率与汇率的互动及政策协调。
  • 摘要:从世界各国的普遍发展规律来看,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都是由低到高,而且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绝大多数国家出现了阶段性停滞现象.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若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则会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而步入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也普遍出现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的情况.那么当一国经济处于怎样的状态时可以说它陷入了经济发展的均衡陷阱?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国家受困于这种均衡陷阱而无法发展?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又该如何摆脱陷阱持续发展?本文以纳尔逊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为基础,试图根据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观察,建立统计估计模型,分析一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均衡陷阱问题.rn 对陷入低收人水平均衡陷阱的国家,纳尔逊给出了很好的解释,即人口的过快增长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从而落入“陷阱”。在这样一个陷阱中,在循环积累的作用下,一国经济长期停滞难以发展。当一国挣脱低收入水平均衡陷阱时,经济持续发展,但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时,收入增长率开始下降。然而,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中等收人水平时,人口增长率稳定,并处于较低的水平。根据模型,导致经济再次步人均衡陷阱的原因是由于收入增长率的下降使其低于人口增长率,因此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均衡陷阱,必须提高收入增长率。收入增长率曲线随着人口增长率的稳定和储蓄占收入的比例固定下来而趋于平缓,最终在劳动和资本边际产品递减规律作用下开始下降。因此,要使收入增长率上升,有以下几个途径可走:一是降低人口增长率;二是提高储蓄占收入的比例,增大投资规模;三是提高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量。由于人口增长率已经趋于较低的稳定水平,难以再降低,因此一国经济要摆脱中等收人陷阱,就必须加大投资规模;提高教育质量,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提高劳动边际产品;积极推进技术创新,提高资本的边际产量。
  • 摘要:自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以来,该理论历经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和完善,已经构成现代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与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基石.该理论利用各国的生产要素禀赋丰歉和生产率差异解释参与国际贸易的双方获得比较优势的基本原因,以比较优势阐述国家之间相互贸易的基本动力和形成不同的贸易方式的主要原因.马克思则认为,追逐利润(剩余价值)才是企业的唯一动力和目的,而利润(剩余价值)尤其是超额利润(剩余价值)的积累,才是企业发展壮大的源泉.国际贸易的动力究竟是比较优势利益还是超额利润,这是本文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rn 马克思与西方国际贸易动力理论的共同的理论渊源和文化传统,使其在理论上也表现出很多的共同之处,但他们的理论基础不同,研究目的、方法和立场迥异,也使他们的理论表现出很大的差异,甚至冲突。马克思与西方国际贸易动力理论都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他们都从发达国家经验出发,研究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和特征,在理论上表现为诸多的共同特征。(1)二者都把“经济人”假设作为分析的前提条件,也就是都是从经济利益方面寻找贸易的原因。(2)二者都从分工角度揭示国际贸易互惠利益的来源。“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二者都赞成国际贸易对生产力的积极推动作用。(3)二者都运用比较方法揭示国际贸易的利益形成的原因。虽然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都源于古典经济学,但二者方向不同。马克思坚持并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创立了科学劳动价值论,使之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而西方经济学最终彻底放弃了劳动价值论基础,取而代之以均衡价格。在国际贸易动力理论方面,西方经济学则侧重从生产要素差异和双边比较利益的角度,揭示国际贸易的原因,马克思则进一步从生产力水平差异和企业动机方面揭示了形成比较利益背后深层的条件和动机。
  • 摘要: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以来,这场危机几乎导致了自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全球范围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6月7日发布的《2011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因受危机持续影响,预计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3.2%,这一预测增速与年初相比又向下调整了0.1个百分点.回顾明斯基和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的分析,他们的理论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相似中也有不同点。rn 这首先表现在对于投资和利润的关注。比如在一个封闭经济中,马克思和明斯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的分析集中在研究投资的决定和影响投资决定的利润上。正是对利润的追逐推动了当前和未来的投资,此外利润还是承担了未来债务支付的现金流,经济的稳定与否与资本家的利润实现(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紧密相连。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更强调了资本家投资过程中与资本主义竞争和获取利润的生产目的相联系的资本积累,即剩余价值与利润一方面来自工人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又是资本积累的来源。rn 其次是对资本主义货币经济中货币功能的重视。继承了凯恩斯“生产的货币经济”思想的明斯基,也对新古典理论将货币视为交易媒介的货币中性论进行了强烈抨击。他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货币是关键性的制度安排,所有的金融合约和收人流量都是名义变量而不可能是中性的,更不可能不对实际经济产生影响。这与马克思建立在资本主义竞争与积累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货币经济是相似的,其中的货币不仅具有交换媒介和价值贮藏作用,同时也是组织生产的重要手段。但与凯恩斯和明斯基注重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货币现象相比,马克思探求的是隐藏在货币现象背后的决定因素,即由价值表示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基于这种由货币象征支配权力的资本主义交换关系,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将货币作为支配他人的手段,其意义在于竞争和支配他人的权力与金钱带来的社会地位,这正是马克思所抨击的存在于现实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rn 最后是对经济不稳定内生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强调。明斯基认为,只要存在商业周期,金融业的内在不稳定就必然演化为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将整体经济拉向危机深渊,而这种金融脆弱性已成为资本主义天然的、内生的和不可抑制的。显然明斯基这一看法比凯恩斯彻底,因为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危机的不可避免性,这也是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重要结论。不过,明斯基并未从利润角度恰当地解释实体与金融部门的相互关系和周期发生的全部过程。特别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仰,明斯基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辩证地和历史地看待整个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其周期波动的运行规律。相反,马克思经济学的危机理论不但深刻阐述了现实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问题,而且也客观地描述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与危机相伴随的日益增加的失业、贫困、垄断增强、矛盾积累和国际扩张等问题。正如美国学者亨特所说:“马克思不仅确实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还提出了无数理论和历史见解,直到今天,他的框架和见解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功能仍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
  •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国外研究成果中的族群多样性测度方法、族群多样性影响经济表现的渠道、族群多样性与经济表现的研究框架,从而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一般的理论基础和更为广阔的思路。rn 本文主要对国际上有关族群多样性的经济影响的文献进行了综述,现有研究中对族群多样性和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还存在很大分歧。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研究其前提假设不同、选择的指标体系不同、研究对象的情况存在差异。基于外生变量假设的族群多样性在现有的大多数研究中都没有表现出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明显负相关关系,而基于内生变量的研究在最近刚刚展开,尚无统一范式和结论。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同的研究对象中表现有所不同,主要原因是族群多样性在给经济增长带来潜在成本的同时还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通常在欠发达和相对不民主的国家,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而在发达国家由于其良好的制度约束,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族群多样性带来的沟通成本上升、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现有研究中学者针对研究中碰到的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对未来研究的看法:第一,继续完善族群多样性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第二,将族群多样性作为内生变量,通过应对变量自相关和交叉相关问题,识别族群多样性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第三,通过对某些特殊体制和特殊历史背景样本的分析,继续识别族群多样性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
  • 摘要:我国东北地区作为中国传统农区,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东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经济的特殊性需要财政支持,那么为何要加大财政支农支出的力度?我国东北地区财政支农支出的效果到底怎样,是否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增长呢?前一个问题是理论层面的,后一个问题需要通过实证的检验来回答.rn 本文的研究发现,劳动力对东北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正,说明东北三省实现了劳动力转移,从事农业的人员中,没有过剩的劳动力,劳动力的素质较高,东北三省从事农业的人员每增加1%,农业经济增长0.5858% .其中,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农业经济增长0.4733%,这与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大体一致,即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考虑到农业经济的弱质性,政府增加财政支农支出,不但不会产生“挤出效应”,相反,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投资会产生乘数效应,加大对农业发展的资金供给,就会促进农业经济成倍地增长。rn 本文针对区域农业财政支农支出研究文献少的现状,从地方财政支农支出总量的角度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其一,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财支农支出的规模是不断增加的。其二,东北三省的财政支农支出的份额都是呈下降的趋势,表现出三个省的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够。其三,财政支农支出增长波动很大,呈现出不稳定的特征。rn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进一步加大地方财政农业支出的规模与力度,并建立稳定的财政支农投入增长机制。第二,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管理,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为此,需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绩效评价与考核制度。建立以责任约束为核心的财政支农项目决策风险约束机制。第三,保持财政支农支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使农业产出能稳定增长,相关部门必须尽力控制影响农业产出因素的波动,减少不确定性,即保持财政支农支出增长的稳定,避免人为控制而造成的波动。
  • 摘要: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者编著的经济思想史著作或教科书中,几乎无一例外都有介绍马克思经济学的章节,并将马克思视为经济思想发展史中的一位重要经济学家.然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在很多中国学者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却看不到有关马克思经济学的章节,而且其中有的书名中并没有"西方"这一限制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令人费解的反差呢?rn 通过分析说明,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将马克思及其经济学排斥在经济思想史或西方经济思想史或外国经济思想史之外,都是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是我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必须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因此,在正确认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关系的基础上,摆正马克思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经济思想史教育中怎样才能摆正马克思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呢?在本文开头所介绍的“非典型模式”的教科书中,从对古典经济学的“改造和发展”或“超越”的角度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开端。因为,这是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讲述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既定前提。在此前提下,在介绍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时,不要像过去那样只强调发展或批判而忽视继承,或在说明马克思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时,只强调分歧而忽视共性。只要在介绍马克思经济学时留下这些伏笔,在后面介绍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时,适当指出马克思的影响,并以现代西方经济学者的相关论述作为佐证,就是顺理成章的。这样就可以将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融入到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
  • 摘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的前身是英国经济学家帕尔格雷夫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后由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希格斯修订的第二版定名为《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辞典》.《大辞典》由英国经济学家伊特韦尔、美国经济学家米尔盖特和纽曼任主编,于1983年开始编纂,全书共2000多个辞条,是"一部大型的、权威性的、百科全书型的经济学大辞典".在此,笔者感兴趣的是,在这部现代西方具有权威性的百科全书型的经济学大辞典中,西方经济学者是怎样看待和评价恩格斯思想特别是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作用和贡献的。本文拟依据《大辞典》中关于“恩格斯”辞条及与之有关的辞条,通过西方经济学家们对于恩格斯思想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作用、贡献的介绍和分析,进而探讨其给予启示。rn 恩格斯不仅与马克思一道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作出了全面、系统而又独特的贡献。因此,这就要求在研究和把握恩格斯思想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时,特别是研究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必须将恩格斯的思想和马克思的思想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够对于恩格斯的思想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rn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进程中,虽然恩格斯一直对于自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保持着一个高尚的、谦虚的态度,但是,不应该因此忽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应该将恩格斯和马克思置于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上,认识和把握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把握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rn 应该注意到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的非本质的差异和责任的分担。这是有利于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以及评价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作用和贡献的一个重要前提。只有这样,才能够正确研究和把握完整、准确的恩格斯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只有这样,我们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才能有力地批判对恩格斯的各种歪曲。rn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大辞典》对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作用、贡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揭示。这对于全面分析和把握恩格斯的思想,正确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作用和贡献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 摘要:马克思扩大再生产模型以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基础,把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两个部分,它们的价值实现在实物上分别对应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个部类.马克思扩大再生产模型以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基础,把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两个部分,它们的价值实现在实物上分别对应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个部类。设定各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不变,也就是设定在全社会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每个部类的边际资本有机构成和边际剩余价值率分别等于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这样,就构建了一个特别的两部类经济增长模型。这个模型的结构,是由两个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参数以及两个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确定的。根据经济增长率与某一部类积累率之间的单调函数关系,可以分析当该积累率取最大值或最小值的情形下,全社会经济增长率相应获得最大或最小值。
  • 摘要:在主流经济学的世界里,经济活动当事人在一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一个硬核假设,即不可证伪的或无法加以拒绝的公理.从逻辑上讲,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与同质的理性"经济人"在完全信息、完全竞争、零交易费用的世界里的行为相一致的.简而言之,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个体间的行动是适应性的互动和策略性的调整,他们彼此间基于理性的主观预期会在行动的选择和实践中施加客观的约束,从而成为个体最大化自身利益的一个实在的制约因素。而主流经济理论的“最大化”恰恰是由于忽视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采用个体认知中心主义,故而只能推导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霍布斯丛林”。这种对现实的偏离,使得主流经济学在理论上缺乏说服力、解释力和预测力,进而在实践中出现大量不尽如人意的结果。rn 主流经济学家以之为基础,利用大数定律将复杂的社会过程和人类行为归纳为可以分析和预测的机械过程,最终抽象出了被视为人类标志的使人类行为变得可以预言的“理性”。在该“理性”假定下,怀有类似目标的个人在拥有同样信息和平均计算能力时,将会做出大体一致的选择。个体之间的差异随着人数的增加而被略去,从而平均值替代了每个个体的数值,这样就最终形成了基于自我利益的、追求一套简单目标最大化的“经济人”。
  • 摘要:价格总水平上涨是一个宏观经济现象,往往使用宏观经济政策来治理,现阶段则更多地使用货币政策来治理.然而,价格总水平上涨这个宏观经济现象,往往是由微观经济行为导致的,这就是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微观机制.对于这类价格总水平上涨,货币政策是失效的.本文将说明在纸币体系中市场价格机制的三个特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微观机制".rn 贵金属货币是商品货币,具有自身的价值;纸币是符号货币,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它只是价值的符号。因此,在纸币体系中,市场机制运行有着与在金属货币体系中不同的重要特征。下面说明与价格总水平上涨相关的三个基本特征,包括纸币的被动性膨胀,绝对价格“向下刚性”,“向上看齐”规律和“棘轮效应”。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微观机制:第一种形式是劳动生产率变化的价格总水平效应。第二种形式是市场机制调节的价格总水平效应。第三种形式是需求刚性的价格总水平效应。rn 在纸币体系中,在“纸币被动性膨胀”的基础背景下,绝对价格具有“向下刚性”,并由此产生了“向上看齐”规律;在“绝对价格向下刚性”和“向上看齐”规律的作用下,任何相对价格的调整,都会导致单向的“棘轮效应”,不断震荡,使价格总水平持续上涨。相对价格的调整是单个种类的商品及其市场变化的行为,是微观行为。因此,这种由相对价格调整所导致的价格总水平上涨,就是微观行为的价格总水平效应,这也就是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微观机制。前面所分别讨论的劳动生产率相对变化的价格总水平效应、市场机制调节的价格总水平效应和需求刚性的价格总水平效应,就是三种类型的微观行为的价格总水平效应。
  • 摘要: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学经济学系的劳伦斯·博兰德(L.A.Boland)在西方是一位重要的经济学方法论学者,是西方学者中那些专注于方法论问题的学者中的一个.与包括诸多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众多西方学者(如斯蒂格利茨、诺斯、威廉姆森、米尔达尔等)一样,博兰德对"主流经济学"采取批判态度.所不同的是,他的批判直接从方法论角度进行,而不是试图构造与之抗衡同时又与之部分妥协的框架(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都是与新古典经济学抗衡又有某种名义或实质妥协的理论).本文以博兰德(2008)为底本运用因果无限回归方法进行批判的批判,这种批判并不是对博兰德观点的完全否定,也不是对他所批判的对象的肯定(而是根本否定).从以上分析发现,博兰德对于那些批判弗里德曼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学者的批判是无效的.从哲学和认识论的角度,甚至从逻辑本身的角度看,归纳法在方法论上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从价值角度看,抛弃归纳法也是得不偿失的。rn 对新古典经济学而言,其形式上的严密性和精确性高于内容上的现实相关性,简练性、连贯性高于实际含义,继续探讨其形式逻辑的问题不过是继续加重其对模型的形式结构的强调,促使诞生另一部《圣经》而已。真正科学的经济学必须建立在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内涵的现实主义基础上。不能孤立地谈论应用方法论,因为应用方法论必然与哲学和认识论相联系。脱离了辩证法,必然陷入形而上学,不是唯物主义,必然陷入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必然会把经济学变成一种修辞。恩格斯所说的全部哲学问题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就是世界本原是客观还是主观的分野.也是经济学发展必须依从的规律。
  • 摘要:"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Marxian Economics Award)由全球性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于2010年设立,自2011年起每年颁奖一次,其宗旨是通过奖励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方法及应用研究方面具有重大创新的世界各国经济学者,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繁荣和发展.2011年5月28-29日,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在美国麻省大学举行第6届国际学术论坛,来自中国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刘国光先生荣获首届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rn 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认为,刘国光先生在兼收并蓄现代东西方经济理论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以及宏观经济管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形成了具有独特学术风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体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调控等方面具有开创性贡献。他的经济思想体系可概括为:“一条主线、五大理论观点”。一条主线就是“双重模式转变”,即经济体制转变和发展方式转变,五大理论观点包括双重模式转变论、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论、公平与效率并重论、宏观稳健调控论、综合平衡发展论。他的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认为,刘国光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他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现在大多已变成了人们的共识。
  • 摘要: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源于政府的投资和房价的飘升,民众消费不足已成为拉动内需的难题,同时也制约着我国综合经济实力的提升。而民众消费能力弱的根源在于收人分配存在偏误,因此,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是“十二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重点分析了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的现实偏误,表现为: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不利于启动民需;分配格局严重失衡,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公平原则缺失,难以激发创新活力。本文针对上述问题进行原因的分析,并提出以下对策。rn 首先,初次分配切实体现公平。我国初次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不仅成为居民收人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也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瓶颈。初次分配是收人分配的第一个环节,是整个社会分配公平与否的基础和决定因素,它更能体现人们机会和权利的平等。其次,再分配进一步强化公平我国居民收人差距过大问题的出现与我国再分配调节能力弱密切相关。当前,急需进一步加大收入再分配的宏观调控力度。最后,合理调整政府支出结构。政府要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增加对落后地区、偏远山区居民的生活补贴,增加政府消费中的实物转移,增加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比重,通过政府支出的拉动效应进一步激活居民消费。rn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是一项系统工程,并不是简单地重新切割“蛋糕”,而是要将健全、完善市场体制机制和转变政府职能有机统一起来,只有建立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并规范收入分配政策,收入分配格局才能得到逐步完善。
  • 摘要: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石,这一理论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划时代的伟大贡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形成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形成理论,以此为基础分析我国私营企业主的非劳动收入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n 马克思是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在必要劳动时间中,私营企业的工人创造了自身价值,也就是补偿了私营企业主给工人工资的那部分价值。在剩余劳动时间里,私营企业的工人创造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部分价值归私营企业主所有。在我国现阶段私营企业主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是非劳动收人,这部分收入是私营企业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rn 在我国现阶段,承认与保护我国现阶段私营企业主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是必要的.但是还必须看到,在私营企业主的收入中还存在一部分非法的非劳动收入。在一些私营企业中,一些私营企业主利用各种非法手段,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这些应该属于非法的非劳动收入.这种剥削行为是违法的。各级部门必须严格管理,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要给予法律制裁。这样才能促进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繁荣。
  • 摘要: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企业理论中的一个新分支,一方面凭借着对企业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认识,从产生之日起就备受关注,尤其是在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全面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理论自身的迅速发展,并对企业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其理论所固有的局限性也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分析过程中凸显出来.因此,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和澄清,推动我国和谐社会微观基础的建设.rn 利益相关者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就与西方主流企业理论在企业治理与社会责任等问题上争论不休,而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我国的引入和推广,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也对其褒贬不一。首先,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反映在理论层面上的一种社会进步。从市民社会中“个人的利己主义、利益的相互分离”到“利益相关、共同治理”思维方式的转变,这种“理论反思”应该是一种进步。企业作为社会资源的主要占有者,理应让社会中的其他利益主体共同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这种被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倡导的朴素观念已逐步被人们所接受。其次,必须对西方的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革新和修正。产生于西方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有着其独特的制度背景和社会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利益相关者理论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所提供的是一种以企业为中心、市场为逻辑的利益争夺与制衡模式。相反,在我国现阶段,各个主体之间利益的相对对抗性,致力于建立一种以社会为中心、企业自为与政府规制为逻辑的利益协调与共享模式提供了最大的可能,而这种模式最终可以达到企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微观基础。再次,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应该本着“注重吸收理论精髓、不局限于个别论点和单一领域”的原则。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学、法学、伦理学、哲学等学科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联系。这就要求必须准确吸收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精髓,辨析不同研究视角在研究前提和方法上的异同点,并利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扩大研究范围。最后,必须把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与我国现阶段国情紧密结合起来。
  • 摘要:煤炭资源型城市是指煤炭采掘业及煤炭冶炼加工业在其整个产业体系占主导地位、分工体系倚重于煤炭资源及制成品发展的城市.这类城市通常是以所辖地区的煤炭资源开发为主,向社会提供煤产品及其延伸加工制成品.目前煤炭资源型城市普遍面临产业结构单一、工业比重过大、城市产业体系封闭、创新能力不足等突出矛盾,由此引发了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增长面临困难等一系列问题。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整个城市低碳转型,应成为煤炭资源型城市向低碳城市过渡的战略选择。策略如下:淮北市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优化产业结构,继续推动单一煤电产业向多元产业转型;协同发展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着力发展低碳技术,促进高碳产业低碳化;提高碳汇能力,加强环境治理,着力推进工矿型城市向山水生态城市转型;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低碳经济的法制法规建设和政策激励机制;大力倡导低碳消费,促使全社会对低碳环保理念形成共识。
  • 摘要:国外关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包括多个方面多个角度,主要包括收入不平等的现状、原因、对策以及政策效果的评价.本文对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而有关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并没有涉及.从国外学者对典型地区和国家的收入分配研究可以发现:尽管世界上很多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都在加剧,但导致各国不平等程度加剧的原因却不尽相同。 对新加坡而言,全球化和经济的大幅度开放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剧。此外,近几年政府在教育方面对知识精英的强烈承诺、税收结构的调整以及政府吸引外来人才的人力政策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除以上针对特定区域或国家的一些具体原因以外,西方学者还考察了具有普遍性的包括政策在内的其他方面的原因。主要有: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与收入不平等,社会政策措施与收入不平等。西方国家和拉美国家分别针对本国的不平等现状,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采取了相应的财政政策。完善公共救助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税收政策。rn 国外研究对中国的有益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1.尽快完善收入不平等的权威测量2.重视政策效果的测量。从国内研究来看,很多研究大都着眼于现状分析以及政策设计方面,而各项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效果的测量尚不多见。完善政策效果的测量方法、收集真实可靠的数据,进而得出客观结论,才能为政策的调整提供支持,进而找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最佳政策。3.政府政策应更多体现社会流动性以及机会平等。每个国家针对收入不平等都会制定一些相关的公共救助和税收政策,中国政府应在借鉴国外合理经验的同时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救助体制,完善税收政策。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应更多地体现机会的平等。
  • 摘要:中国以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在统计意义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困难,但为何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会成为一种现实的担忧?原因在于:一是"中等收入陷阱"并非统计意义上的问题,而具有深刻的本质内涵: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后,能否继续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经济结构转变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从而使经济进入可持续的快速增长通道;二是中国目前在体制改革、结构转变以及发展方式转型方面,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堪忧.rn 本文试图在"中等收入陷阱"本质的因果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出这个问题的分析框架,并将中国现实与之进行比对,最后系统性地提出中国的应对之道.rn 1.解放市场“无形之手”,形成转型的基本动力。更深入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制度,维护市场秩序以保证要素能向转型目将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格局从“政府+企业”转变为“企业+居民”,打破阻碍转型的僵化体制。通过改变收入分配结构,调整要素供给结构,进而使要素的市场决策能力增强,推动转型所需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形成。rn 2.规范政府“有形之手”,构建转型的引导力量。明确政府公共管理的职能目标,改变地方官员晋升规则,使经济调控力量的方向变为促进技术进步。积极使用宏观和微观经济调控政策引导收入分配结构、需求结构以及产业结构逐步调整,将“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并促进我国在国际分工的价值链中逐步升级。积极利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以及区域结构差异蕴含的机遇,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与辽阔的腹地变为经济转型的优势。
  • 摘要:关于跨期消费行为的理论述评西方消费理论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消费函数的形式来表现.1936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该理论以总需求理论中的两个基本假设(消费者行为的相互独立性和消费的可逆性)为前提,认为消费者的行为是短期的,消费支出的变动是由现期收入的变化所引起的.rn 本文所提出的跨期消费函数较为直观地反映了闽台两地居民的消费特征:现阶段,即期收入仍然是决定各居民消费支出的最主要因素,但收入差距导致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弹性有所不同,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弹性最大,中等收人群体次之,低收人群体最小。结果显示,福建省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和LC-PIH的预期吻合较好,跨期消费行为较为明显;福建省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受到流动性约束,存在消费的“过度敏感性”现象;台湾居民则由于近年来经济景气程度下降,失业问题日益加剧,造成居民收入不确定性的累积和增加,加之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大大加强。rn 针对闽台两地居民的跨期消费行为,本文认为解决居民消费不足问题应该着力于解决流动性约束问题和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具体而言,仍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注重收入分配的平等,特别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因为这部分群体受到流动性约束的限制最大。(2)健全信贷消费机制,特别是加强与完善农村借贷消费市场。(3)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或努力消除居民生活的后顾之忧,以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4)由于居民消费需求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应注意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5)适时开征遗产税、房产税。在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同时,有效释放居民的购买潜力,刺激居民的即期消费和跨期消费行为。
  • 摘要:在世界范围内减少CO2排放,控制全球气候变暖不仅是环境与生态问题,更是关乎各国未来经济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排放权与发展权的紧密关系促使每个国家都在尽可能争取更多的CO2排放权,从而享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应当在碳排放空间的设定、碳排放权的分配与交易等方面积极同发达国家进行博弈,维护发展中大国所应当享有的发展权,同时与世界各国一道发展低碳经济,为全人类的福祉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气候变暖问题的解决需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CDM项目的开展则实现了“双赢”,因此,虽然《京都议定书》的第一阶段在2012年即将到期,CDM项目的走向充满变数,但是各国还是积极参与CDM项目开发,所以我国要认真制定参与CDM交易的策略,维护国家利益。第一,建立与完善国内碳交易市场,培育相关人才与企业。为了实现2020年单位GDP减少CO2排放40%-45%的目标,我国各省份都在积极进行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建立碳交易所或交易中心。第二,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节能减排,大力发展“碳金融”。第三,深入研究CDM项目开发整个过程,制定国际碳交易规则。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是一国综合实力的体现,当今各国间的竞争是“规则”制定权的竞争,谁掌握规则制定权谁就是胜利者。第四,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提高CDM项目开发质量。
  • 摘要:本文基于政治-经济思路研究区域差距,认为对区域差距的生成与持续的研究,不仅要研究生产力配置的物质过程,而且要研究生产力配置的社会形式及其与政治结构的相互影响,这样才能体现经济发展的本质及目的所在,除非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进行研究,否则,不能理解经济发展。在研究东西部经济差距的时候,学者们较普遍的做法是从历史原因、自然条件、人文环境、政策环境、劳动力素质等诸多因素探寻经济差距的缘由并由此制定破解经济差距的对策;实际上,上述因素很难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改变,而我国经济发展差距则在改革开放后较短时期内形成并加以扩大。深究起来,在区域差距形成过程中,影响因素错综复杂,并不是简单的“经济计算”,而是复杂的“政治经济权衡”.主要表现在:1.区域差距形成的逻辑起点—既有条件差异2.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制度性因素—政府职能转变及制度创新程度的区别。3.区域经济差距持续的基础性环境条件—地方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差异导致吸引和配置资源的能力不同.rn 第一,区域发展的地理条件、人文历史背景等是无法选择的变量,短期内很难改变,但区域格局及其发展差距则可以在较短时期内生成,这同政治一经济取向与行为有关。第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区域性和民族性双重特征,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的各种矛盾,虽然表现复杂多样,从根本上说是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与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矛盾,不同民族聚居区之间由于区位优势和区域自然察赋不同,容易导致不同区域之间的利益转移,区域之间的利益关系容易被看成是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影响民族关系,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第三,经济发展是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物质基础,但经济发展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并非充分必然地联系着。经济利益关系成为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的因素,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容易在各民族群体间形成隔阂,甚至引起发展程度较低民族的失落感和相对被剥夺感,不利于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第四,必须关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建设都离不开民族问题。rn 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基本主题,其应当蕴涵着下列重要理念:一是发展需要关注少数民族的发展状况,将其作为发展政策中的重要问题予以关注,对少数民族地区给予专门发展政策的指导。二是发展的公正应当关注偏远地区农村社会的发展状况,如何使农村社会获得与城市同等的发展机会和国家政策的扶持,成为包容性发展的题中要义。三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我国民族关系的主题,共同团结奋斗是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共同繁荣发展是共同团结奋斗的目标与权衡标准。在我国,少数民族的发展、农村社会的发展,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尤为集中与凸显,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中的贫困人口大多是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因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应成为中国当代发展理论的重要使命。
  • 客服微信

  • 服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