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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2011）国际高峰论坛

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2011）国际高峰论坛

  • 召开年：2011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1-06-11

主办单位：中国社科院

会议文集：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2011）国际高峰论坛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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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增长方式将发生深刻变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实现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是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加快低碳发展政策的创新,破解传统发展方式的高碳锁定,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有效政策建构是低碳发展的根本保障。低碳政策工具设计的根本要求是通过发挥"看得见的手"(政府)和"看不见的手"(市场)的双重作用，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结合发达国家经验，依据我国现实状况，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碳解锁"的政策创新应抓住以下几个方面的重点加以深度推进:要完善低碳发展机制、加大低碳发展的公共投入、调整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制定财税激励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等。
  •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GDP和人均GDP平均每年分别以9.8％和9.2％的速度增长,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工业化过程的赶超式增长,对于中国摆脱贫困陷阱贡献巨大.从1978年来经济快速增长，GDP平均每年递增9.8%，人均收入平均每年递增9.2%，但高增长并没有必然带来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的提高，也未能使生活质量的客观指数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两个反差表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政府需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降低生活成本，提高居民收入、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着力改善民生、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升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来说都是重要的，它可以提高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实力。但在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同时，努力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则更为重要。毕竟，保持经济高速稳定增长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社会福利水平。实际上，也只有不断提高人民的社会福利水平，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才有可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摘要：从全球经济危机爆发至今,我国经济经历了较大波折,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也经受了较大考验.目前来看,我国经济顺利渡过了危机阶段,较早实现了复苏.然而,接踵而来的又是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在持续的货币紧缩下,近来通胀形势有所缓和.本轮通胀在2010年第4季度全面显现，货币政策这才开始真正发力。然而，由于受到各种羁绊，货币政策力度不足、效果不彰。同时，财政政策也一直保持宽松状态，导致通胀逐步走高，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很大压力。下半年，虽然遭遇了一些阻力，货币政策仍然坚定地保持了紧缩态势，终于使得通胀形势得到控制，通胀拐点已经出现。不过，通胀的绝对水平依然较高，货币政策操作仍须谨慎。文章介绍了自2012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并分析了几个重要问题，指出通货膨胀成因要避免"多元化"，要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治理通胀应该以紧缩性货币政策为主，同时，要消除阻碍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因素，理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机制，而且只要紧缩性政策力度适中，不必过分担忧我国经济会出现滞胀和硬着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存在，但是近期所谓"倒闭潮"并不确实;地方政府债务蕴藏着较大风险，但是还远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另外融资难和高利贷是不同层面的两个问题，需要区别对待;流动性过剩和房地产泡沫是催生高利贷的根本原因，近来的调控政策导致泡沫破裂，高利贷的巨大违约风险也就成为现实，还认为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复苏节律不一，欧债危机长期化;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出现松动和转向，为此，作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国短期内没有出现滞胀和硬着陆的风险，经济下滑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预期结果，短期内我国经济增长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外部，要密切关注各大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及时调整的相关政策，2012年政策取向将是稳定增长，推进结构改革。货币政策可保持稳健，财政政策应保持积极，促进结构调整。预计明年增长8.6%，通胀率会降到4.1%。结构性减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通过金融创新与财税改革，化解金融风险，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 摘要：经过金融危机冲击后,“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发达国家的带动已经越来越弱,中国贸易盈余还会进一步下降,中国已经无可选择地转向内需经济发展,被再平衡成为未来几年不得不面对的主题,依据国际其他经济体的再平衡经验来看,再平衡能刺激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但也会导致经济过热,因此中国在未来再平衡的过程中要积极地采取供给政策激励,通过税政体制的改革,为服务业和创新投入减税,加速结构调整和创新.继续保持需求政策的"正常化",避免再平衡过程中的经济过热.2005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外部需求贡献率出现下降，贸易盈余连年负增长。按的预测2011年也将延续此种格局，未来中国贸易从盈余到基本平衡甚至逆差都似乎成了可能，这与中国多年来靠外需拉动的一大经济特点是非常不同的，笔者提出目前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热"与发达国家的"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伴随人口大国的兴起，经济高增长开始与全球多数人口、尤其是城市化人口相关联，因此随着大宗商品进入高价周期，高消耗的工业化增长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挑战，国际间的经济增长贡献者和货币供给者出现分离，带来了极大的靡擦与经济不稳定，在国际冲突不断的同时，国家间政策协调也在不断得到加强。对此，作者提出一些供给管理政策的选择，应积极推进财税改革，为企业减税，建立创新的激励机制；打破垄断，优化投资结构，增加有效供给；提升政策性金融推进保障性住房等福利性保障的供给需求政策；核心应从货币扩张带动经济转向为稳定币值。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回落，潜在增长率逐步下降，而新兴市场国家的GDP贡献额超过了发达国家，但国际格局的调整导致了我国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稳定，直接会冲击中国的经济稳定，特别是来自金融的冲击，导致经济过热，稳定币值成为降低冲击风险的宏观政策关键举措。
  • 摘要：未来物价的发展趋势取决于交易性货币供给、实际需求、劳动成本、劳动生产率和输入型成本五大基本因素的走势,而影响物价上涨的五大基本因素又受国内经济增长状况、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国外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美元汇率走势等多种因素影响.在模拟预测分析中，假定2011年第一季度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保持相对稳定，美欧日经济保持相对平稳增长状态，具体前提条件如下:财政支出平稳增长，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贸易政策保持稳定，美欧日进口保持相对稳定增长状态，经济增速取决于投资、消费、出口、进口变化情况，食品价格的变化也会直接影响到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财政支出也会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产生直接贡献。根据实际需求、食品价格和财政支出与三次产业增加值的相关关系，在国内调控政策保持稳定和美欧日进口保持适度增长的情况下，利用"中国季度经济增长模型"，对2010年第四季度以后的经济运行状况进行模拟预测，结果显示，2011年我国经济增速将继续回调，GDP增速将下降到9.7%。2012年以后将恢复较快增长状态，2012年到2015年年度GDP增速分别为10%,9.7%,10.5%和10.4%。针对中长期未来经济与物价发展的前景，文章分析了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城乡居民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消费实际增速对比、农村居民消费实际增速几个重要因素，并介绍了我国金融机构存款与贷款和交易性货币供给以及我国城乡居民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从我国物价涨幅的发展前景同我国物价上涨的影响因素来看，自201O年第一季度以来我国物价涨幅不断提高，主要是由进口价格上涨引致的输入型价格因素、交易性货币供给增速提高和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实际增速提高推动的。预测结果显示，输入型价格因素、交易性货币供给增速提高和工资上涨依然是2011年第一季度以后物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因素。因此，要控制物价上涨幅度，需要适度控制交易性货币供给和城乡工资上涨速度，也可以通过人民币适度升值减缓输入型价格因素对国内物价上涨的压力，但需要处理好抑制物价上涨和稳定经济增长的关系。
  • 摘要：自2004年"民工荒"暴发后,农民工工资结束了长期的停滞状态,进入了一个上升通道,特别是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一蹶不振之际,伴随着中国的经济的快速复苏,低端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结构性拐点变化,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快速被"民工荒"所替代,劳动工资不降反升,20多个地方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其增速接近20％,以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为龙头对农民工加薪,增速达到40％左右.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已由总体过剩向结构性过剩转变，近年来"民工荒"现象的涌现不仅说明了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结构性拐点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它宣告了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形成机制正从传统的"生存工资定价法则"转向"保留工资约束下的市场议价法则"转变。这种由低端劳动力市场开启的全局性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在未来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工业化以及制度改革的作用下，必定引起工资的补偿性上涨、保留工资的提高以及工资与劳动生产效率的同步提高，中国经济将迎来工资快速上涨的新时期。这一新时期具有显著的特点，比如劳资关系将发生深刻变化，带来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为中国迎来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的拐点性转变提供了新契机，为缩小收入分配差异过大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外需驱动型向内需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的加速转变；区域结构的变化，将带动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新格局的形成；要素价格比的变动将促使产业结构自动升级，中国将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提前启动制造业的高加工度化，进一步强化未来国际分工的大国地位；城镇化建设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劳动关系的深刻变动和工资水平的加速上涨将使中国迎来城市化的超加速期；工资增长以及相应的人力资本政策的实施，将使中国步入人力资本投资的加速时期，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将使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人力资本偏向型发展期。鉴于上述判断，不能过分夸大低端劳动力市场供求拐点式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必须高度重视这种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形成机制变革的战略性意义，应当看到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不仅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开启中国全面市场型结构转型的支点。对此，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建议:首先要从战略发展的高度，把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与要素价格市场化作为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通过价格机制的杠杆作用撬动整个经济结构的重塑。从而将以往单纯的行政转型思路转变到以市场导向来推动经济结构转变的思路上来，使市场主体自发地、全面地、稳定地在分配机制的调整、产业的升级、区位的选择和创新的强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要积极推动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引导和规范低端劳动力市场"市场协议"工资形成机制的培育。政府要顺应工资形成机制变革趋势，积极推进工资形成机制变革的制度建设。落实《劳动法》，切实推进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和进行深入细致的工资条例改革。同时，逐步完善工会制度，加强劳资纠纷的立法，重视农民工的培训。同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以应对工资水平的上涨带来的负面冲击；尽管市场力量成为未来结构调整的基本驱动力，但劳动剩余与工资上涨的并存格局决定了结构调整还要辅之以政府的适度干预，防止单一的市场机制将中国经济过早地引入到偏废就业的新古典轨道。政府干预主要体现在中观层面的产业干预和微观层面对企业技术选择行为的间接引导上。例如，在农民工工资水平大幅度上涨和农民工工资市场议价机制形成之后，政府应当引导该机制变革对于中高端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积极培育市场化工资形成机制，有意向地调整传统的劳资关系，加强初次分配改革中的各项制度建设。
  • 摘要：本文说明了不同经济理论中对收入分配差距的理解，指出经济发展中收入分配差距变动趋势的各种理论观点.古典学派的观点古典学派经济学家非常重视分配理论,重点研究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种生产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亚当·斯密把国民划分为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大阶级,其收入分别是工资、利润和地租,构成了社会的三种基本收入.他认为"资本增加会使工资提高,并有降低利润的趋势".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长和劳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工人的生活资料虽然会有所增加，但是工人所得到的工资在新创造价值中所占的比重在下降，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比重却在提高，"从而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状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这是由于资本积累不仅使得资本在数量上增大，而且使得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客观趋势。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但也带来大量相对过剩人口，形成产业后备军，"产业后备军的绝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工人阶级中贫困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由此表现出的是资本主义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资本主义积累加剧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也加剧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又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根源，经济发展中收入分配差距变动趋势的理论依据及实证分析，对经济发展中收入分配差距变动趋势理论观点的新综合，综上所述，如果经济进步是任何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既不会是不断上升，也不会是不断下降，也并不一定表现为"倒U"形趋势，而应是市场和政府干预共同作用下总体呈现在适度轨道范围内波动的变动趋势。由此也可以认为有关收入分配变动的长期趋势的研究变得不再重要，而更应关注收入分配研究的传统领域"公平与效率"问题，并侧重于揭示收入差距的变化是否偏离了适度水平，以便为政府把收入差距控制在适度范围提供政策参考和相应建议。
  • 摘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国民收入"两高一低"结构失衡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十年来,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在国民经济19个部门中仅位列第14位,是最低的五个部门之一.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说明提高劳动报酬对制造业及其内部不同行业利润率的影响。本文就由此探讨劳动报酬与制造业国际贸易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自1999年以来，制造业劳动报酬水平年递增10%以上，但是，我国制造业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ULC)仍然呈下降趋势，分行业来看，制造业中劳动密集行业的ULC及其增速均大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然而从静态来看，劳动报酬变化对企业利润率有较大影响，但影响程度逐年减弱。另外就现实情况看，劳动报酬对企业利润率的动态影响却是相反的，劳动报酬与制造业国际贸易竞争力之间也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 摘要：从2008年9月美国5大投资银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倒下触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算起,危机已历时3年.其间世界各国与国际经济组织联手出台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救市措施,经过3年来的危机治理,现已取得了较大成效,并积累起一些全球联手共同应对危机的经验.中国经济当前处在一个选择的关键时刻，一方面，要稳定金融，控制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地产价格下跌等引起金融风险;另一方面，更要寻找如何从政府动员资源的数量性扩张转向依赖市场机制激励的经济发展的路径，这两项任务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化背景下显得非常艰难。展望2012年，全球经济的需求放缓，中国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会略有减轻，但同时外需不足会直接推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当前的增长趋势已经逐季下滑，趋势不容乐观。宏观政策是否会重新回到加大数量激励的政策中，有没有转向市场引导经济内生发展的道路，是直接对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本文以潜在增长率变化为基准集中讨论中国的稳定化政策，并探索以市场化激励中国经济的可能性政策选择，寻找持续发展的道路。救市资金的流向及规模新兴经济体的刺激措施虽然因创造出的新需求而吸纳了相当部分的救市资金，但增发的货币仍不可能全部被实体经济吸收，伴随刺激措施奏效，经济止跌转升，通货膨胀压力也日益加大。2011年3月巴西、印度、俄罗斯、阿根廷、越南的CPI就分别达到6.3%-13.9%，中国2011年7-9月CPI指数已连续3个月超过了6%，并存在进一步上升的趋势。面对这一宏观经济形势，那种认为新兴经济体流动过剩与通货膨胀是输入型的看法值得商榷。这种外因论看起来似乎有些道理，却似是而非。危机虽然是由美国制造的，但应对危机措施的过急、过大却有新兴工业国自身的责任。还介绍了规模偏大、实施过激措施导致的消极后果，比如流动性过剩凸显.资产泡沫生产，通胀压力加大，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结构调整困难，基础设施建设超前发展，透支未来增长潜力。现代市场经济中系统的反危机措施始源于30年代大危机时代罗斯福新政的实践与凯恩斯革命的理论推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凯恩斯主义已经制度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这一方面扩展市场对经济规模扩张的容量，但另一方面，它也引发了一系列间题。其中无过于过分崇拜政府反周期的能力，所有当政的政治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喜欢采用其政策主张，把其视为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实现政绩的灵丹妙药。西方国家1970年代出现的滞胀，就直接与美国在战后长期实施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政策有密切关系，而这次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来自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没有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华尔街就不可能创造出衍生品的泛滥。为阻滞市场对"科技泡沫"、"网络泡沫"的自我调整过程，维持美国上个世纪末长达近10年新经济中形成的"格林斯潘神化"，美联储在从2001年年初起通过13次减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至1%，低利率催生了房地产金融市场上次贷泡沫。当房地产的虚假繁荣加大通胀压力时，美联储又不得不采取紧缩性政策，从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连续17次加息到5.25%，这又刺破了自己一手制造的泡沫，以致引发金融危机。文章对反危机措施的提出了几点反思，认为全球反危机措施效果的总体评价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次危机的规模虽然远大于1930年代那场危机，但其对经济社会的冲击及其后续影响却明显小于那次危机。其重要原因是，国际经济组织与各国政府及时采取了大规模的干预措施。由于新兴工业国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存在巨大差异，干预的效果也有很大差别。中国依靠需求扩张、超发货币拉动的资源、资产重新定价而引发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数量与规模的扩张，其技术与制度创新含量较低。这种增长模式弊端不少，鱼待转型。由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高，数量扩张型增长方式尚有空间;再加上强政府模式下各级政府追求GDP的政绩观，这又决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是长期艰巨的任务。这要求从短期来讲，应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在观念上克服经济增长的"政绩观";从长期来讲，则应从制度安排上解决政府职能问题，逐步削弱政府对经济增长负有的重责，把政府主要职能转向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服务上来。在面对市场冲击背景下，应处理好"救市而为"与"顺市而行"的关系。明确什么是政府应该做并且有可能做的，什么是不该作为以及无力而为的。例如，不应用带有强烈行政特性的产业政策来压缩产能，而应利用市场自发力量调整产能。强调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规避出于政治目的经济决策，避免经济的政治循环。在货币政策中实施中，应更多使用亲市场的手段，如调整利率，而不是偏好带有很强行政色彩的信贷计划与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来调控资金的供求。提高调控主导者的经济决策水平。由于政府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决策者掌握现代经济学知识尤其重要。积极推进改革，改变政府行为方式尤其是宏观调控方式，深化金融体制与国有企业改革。
  • 摘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辉煌成就,我国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国经济建设也并非一帆风顺,经济增长经历了多次波动或衰退乃至萧条的阶段.本文主要探索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轨迹,寻找经济增长稳定性不断增强的原因.由于大规模经济建设始于1953年,因此本文实际分析的是1953年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轨迹.我国经济增长的周期划分经济波动研究一般选用GDP增长率作为考察指标，其中测定经济周期的方法主要有三种:速度法、移动平均法、对数差分法。文章还对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三个阶段进行对比分析，提出中国经济增长稳定性不断增强的原因。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扩张与收缩的比率、波动幅度大小等波动特征，我国经济增长与波动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时期、改革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改革后经济平稳快速增长阶段，而在这三个阶段中，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顺次增强，尤其是新时期更是呈现出平稳和快速增长的特征。同时，根据1953-2009年宏观经济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不断增强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持续提高，并且市场化程度越高，经济运行就越平稳。因此，要想保持未来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最根本的还是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强化市场力量，进一步加快市场化进程。
  • 摘要：本文拟从存在与特征、协动性和传导机制等方面,来认识和分析世界经济周期.首先介绍了世界经济周期是否存在这个核心问题，世界性的经济周期是否存在,这既是一个实际问题,也是理论问题.如果客观上不存在,理论上讨论其存在与特征就是伪命题;但客观上存在,没有理论的证明,也无法证实其存在,因为这毕竟是不能从直观上把握的.笔者则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分两步。首先是一些国家间是否存在共同的经济周期，其次是全球性的经济周期是否存在。于是，本文先从统计图表看世界经济周期的存在，又介绍了世界经济周期的特征，世界经济周期最主要特征就是各国经济波动的同步性。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和传导机制，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动性，世界经济周期形成中的传导渠道，在分析了协动性和传导机制后，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那就是:世界经济周期不是各国经济周期的简单加总，而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运行规律和特征的有机整体。
  • 摘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因此,在中国工业化即将基本实现的前期,需要认真研究已经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必须明确现在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了腾飞阶段,迫切需要具有创新思想的经济学理性应对，本文介绍了中国工业的腾飞的过程，包括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停滞和恢复阶段，2004年中国工业化进入腾飞阶段依据上述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数据，中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即腾飞阶段是在2002年至2005年，也就是说，这一重大的转折是在十五计划期间实现的。关于这一时段的认定，以及关于腾飞之后中国工业化基本完成时间的推定，无论是从数据出发，还是从事实出发，都是没有争议的。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为何会出现工业化腾飞呢，腾飞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意思是指国民经济进入了一个持续的高增长期。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这是每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都曾经历的一个阶段。还介绍了腾飞的必然性，借用了山体效应理论，最后提出需要理性应对中国工业化的腾飞。尽管自2004年以来，各种价格上涨很快，并出现了许多的过快上涨情况，但从工业化腾飞的特殊时期来认识，中国目前大多数持续上涨的价格还都是有一定依据的，因此，包括继续涨下去的趋势，还基本上都属于价格调整的性质，而且，在政府的有力控制下，不会影响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不会影响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实现。一般来说，上游的产品涨价了，让下游的产品不涨价，似乎是不可能的，持续的涨价不仅考验企业的承受力和应变力，而且还极大地折磨着这一代每一个人的耐心和理性。不要被压垮，要承受住这种持续涨价的压力。在经受严峻的考验之后，必将以市场价格调整的基本到位迎来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实现。
  • 摘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而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则对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发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及城市化快速发展期，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使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处于世界前列，因此，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的战略选择。鉴于此，我国必须要积极完善相关法律，研发低碳经济创新核心技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倡导低碳节能的生活方式，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从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
  • 摘要："十二五"开局的2011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形势,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隐患未除,全球流动性泛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币汇率波动加剧,新兴市场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不断加大.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交织,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叠加,宏观调控难度加大.第五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年会于6月10日在北京召开，本文作为是对与会的各个专家对我国当前的内外经济环境、短期经济波动，以及实现经济可持续繁荣等问题进行的深入讨论的总结，得出了我国经济的几个重要观点：包括认为我国当前经济进入适度增长区间，应警惕经济从偏快走向过热；物价水平整体可控，通货膨胀会持续一段时间；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指数，透视高速发展背后"两大反差"；工资上涨倒逼结构调整，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明显；经济持续繁荣可期，发展动力机制需要塑造。
  • 摘要：自2007年以来至今,我国经济运行态势表现出四个阶段的变化,由2007年的高位偏快,转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的大幅下滑,随后转向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恢复性大幅回升,又进一步转向新一轮合理的适度增长区间.从基年经济增长率的位势看，起点较高，2011年和"十二五"时期继续加速上升的空间不大，宏观调控的侧重点是使经济走稳，主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从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看，重在稳定物价总水平，"稳物价"与"稳增长"是相辅相成的.从宏观调控的政策组合看，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搭配.从潜在经济增长率看，"十二五"时期，在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背景下，适度经济增长区间可把握在8%-10%.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看，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化的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十二五"时期的重要动力源。
  • 摘要：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2010年,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经济表现出强劲增长的态势.但进入2011年,欧美债务危机蔓延,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我国经济增速也出现了回落.如何看待2012年及今后几年的经济走势，2012年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会不会出现二次探底。这是当前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完成了三轮周期运动。周期的波峰年是1998年、1984年、1992年和2000年，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国家，中国的经济运行状况不仅影响世界经济，也受世界经济运行的影响。2012年是继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的关键一年。2007年中国经济运行到周期的波峰后，2008年开始进入经济的收缩期，经济增长速度快速下滑。要保持经济强劲、稳定增长的政策选择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是我国经济保持强劲稳定增长，不出现大起大落的重要保障。要避免我国经济出现二次衰退，保持经济强劲稳定增长，重要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不出现重大失误。在宏观调控的实践中，我国只是对最低经济增长速度设定了下限，即力图把经济增长率控制在8%以上。所以在宏观调控时只设定最低下限而没有设定明确的最高上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和人们都无法容忍经济增长速度过低所带来的后果，尤其是失业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的压力。但对于过热的经济增长，就有较高的容忍限度。这不仅仅是各级政府和企业都有追求高增长的动机和部分领域仍然存在软预算约束的条件，更重要的是，高增长带来的好处是明显的:它可以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增加人们的收入和财政收入、提高政府的业绩等。但是由高增长所带来的坏处，例如，高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人们有时是感受不到的，即使感受到了，但由于大多数人基本上还处在追求收入水平而没有达到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对此往往采取容忍的态度。实际上，经济出现过冷和过热都同样有害，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要在实现经济稳定、较快增长的同时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政府不仅要确保最低经济增长率，也要确保经济增长速度不越过最高边界。
  • 摘要：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流动性过剩.造成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是外汇占款.根据中央银行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4月外汇占款余额为24万亿元,比上月增加了3017亿元,1-4月份新增外汇占款达到14348亿元.巨大的外汇占款大大增加了国内货币的流动性,从而加大了通货膨胀压力。 本文介绍了当前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和发展趋势，并介绍了自己的观点，认为2011年全年尤其是上半年应实施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着力回收过剩的流动性，积极应对当前的通货膨胀；应加强通货膨胀预期的宏观管理，加强通货膨胀预期的微观管理；加强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管理；加大供给管理的力度；强化政府对货币政策和投资政策的管理，防止地方政府由于投资冲动带来的信贷倒逼。
  • 摘要：在食品及居住类价格推动下,2010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大幅上涨,侵蚀了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抑制了全社会居民消费需求扩张,使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持续下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更为艰巨的任务.本文基于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实证分析了中国城乡不同收入群体所面临的通胀差距及其对城乡不同收入群体收入和消费的影响。通过构建城镇7个收入组别、农村5个收入组别的消费行为方程，模拟分析了一定幅度的总量CPI上涨对城乡以及城乡不同收入群体的CPI的影响程度，进而分析通胀差距对不同收入群体收入及消费的影响。本文首先分析我国城乡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与消费情况;其次构建一个需求导向的结构式季度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以此为基础模拟分析总量CPI的上涨对我国城乡及城乡不同收入群体的CPI、收入增长及消费变化的影响;最后提出抑制通胀并有效降低通胀的社会成本，不仅需要控制通胀的总量水平，而且需要缩小通胀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
  • 摘要：在2011年的"两会"上,政府许诺,2011年要建设1000万套保障性廉租住房,"十二五"期间规划建设3500万套.两会代表欢呼雀跃,报以热烈的掌声,各大媒体也纷纷报导拥护的消息.笔者一方面高兴,认为这是一件好事.笔者一方面高兴，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它表明，政府已经明确意识到，提供保障性廉租房是政府职责，把它列入了政府的目标和任务之中。这是房地产政策的一项重大调整;另一方面，从现有事态的发展来看，此事也不无令人担忧之处。担忧之一是，政府通过垄断保障性廉租住房市场，进一步扩张自己控制社会经济生活的实力。担忧之二是，政府提供保障性廉租住房的目标能否实现，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观察的问题。担忧之三是，通过城中村改造来解决保障性住房，其结果是与民争利。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政府到底应当怎样提供公共保障服务，或者说，到底应当怎样来观察和看待政府行为。被审查的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及其同伙、那个与本人同名的总工程师张曙光，他们到底是为人民服务的，还是为他自己及其一小撮人服务的，难道还不清楚吗?他们身体力行的是，立党为私，执政为利。近其实，判断政府行为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界限和标准是，政府是与民争利，还是让利于民。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来看，也可以找到一个界限和标准。全部社会产品大致分为三类: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半公半私产品。纯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军队警察当然不能由私人来办。如果这类产品政府供给不足，出现黑社会势力，这只能说明政府无能，因为政府供给不足，才有黑社会替代供给;如果政府供给充足，黑社会也没有活动的余地。私人产品由市场供给，也不成问题。问题就出在半公共半私人产品方面。保障性廉租住房的情况就是如此，笔者就结合唐家岭的情况，深入对其中可能出现的政府与民争利的可能及解决办法提出了个人看法，认为是拆迁改造不能按照实际面积进行补偿，因为唐家岭人出租房屋赚钱了，因此政府要强行拿走一块，不能让唐家岭人独吞。拆迁以后不盖北漂公寓之类的保障房，而是卖给开发商，这样，可以赚得一大笔土地出让金，另外开发商建设商品房，既可以增加建筑业税收，还可以增加商品房税收，而建保障性廉租房，政府还得补贴。因此，唐家岭的故事，实际上是以城中村改造为名，行与民争利之实。因此，斩断争利之手，增强让利之心，必须由政府生产，政府经营；政府融资，市场供给；政府规划，民间融资，民间供给并且停止侵权行为，承认民间已有供给廉租房的合法性，使之从地下转入地上，并给予适当的政策鼓励。在城中村改造中如果能够实施以上办法，不仅保障性住房的问题可以得到合理解决，政府和官员的行为也可以得到校正和规范，政府也就不是争利之手，而是具有让利之心，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也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对于类似的问题，目前我国民间社会的建设和自治同样可以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不是采取政府征收、完全拆除、重新建设的办法，而是由村民自己做主，按照规划改造，对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加以拆除，对其经营加以规范，如果政府要对其租金加以管制，就应当予以补贴。再如，对于"小产权"房，也应采取新老划断的办法，逐步加以解决。
  • 摘要：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了稳定化政策,发达国家阵营以美国的量化宽松、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为代表的稳定机制，实质以金融加速器为基础的稳定金融政策.发展中国家则纷纷采取经典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如中国是以积极财政推进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危机应对政策.中国经济当前处在一个选择的关键时刻，一方面，要稳定金融，控制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地产价格下跌等引起金融风险;另一方面，更要寻找如何从政府动员资源的数量性扩张转向依赖市场机制激励的经济发展的路径，这两项任务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化背景下显得非常艰难。展望2012年，全球经济的需求放缓，中国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会略有减轻，但同时外需不足会直接推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当前的增长趋势已经逐季下滑，趋势不容乐观。宏观政策是否会重新回到加大数量激励的政策中，有没有转向市场引导经济内生发展的道路，是直接对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本文以潜在增长率变化为基准集中讨论中国的稳定化政策，并探索以市场化激励中国经济的可能性政策选择，寻找持续发展的道路。发现存在稳定化政策的基准和尺度，宏观稳定化政策的外部扰动各国的宏观稳定政策目标设定的基准都是潜在增长率，长期增长趋势，调控的重要内容是监测潜在增长率是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将目标增长率向以潜在增长率政策区间调整；稳定政策应遵循潜在增长率变化趋势；稳定化政策期限结构和激励政策组合。因此，笔者提出对国家宏观调控中的部分政策建议，货币政策要回归中性，稳定市场预期，必须改革金融体制，完成从动员性扩张向市场配置的转变，并推进财税制度改革，促进长期增长。
  • 摘要：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一季度我国GDP的增长率达到了9.7％,仍属于较快的增长,但无论是从价格总水平的变动上,还是从最终需求的三个方面来看,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是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0％,幅度仍然偏高,其次是从最终需求的三个方面来看,出口同比增长26.5％,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6.3％.从长期来看，要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还是要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矛盾。我国的经济发展存在四个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最突出的是内需不足，同时存在投资和消费结构失衡，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需求，另外收入分配中还存在一系列结构性矛盾，最后是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矛盾。
  • 摘要：近20年来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中最显著的特征莫过于金融因素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的日益增强. 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夏天的美国次贷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危机让人们认识到,金融市场摩擦、金融冲击和波动、金融中介和信贷政策等金融因素正成为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国家政府危机,继而社会动荡的重要根源.基于金融市场因素的经济周期波动和危机形成机制的研究已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宏观经济周期理论领域的一个新的热点。前前沿研究中主要关注的金融因素有:金融市场摩擦，金融冲击，金融中介等，以及与这些因素紧密联系的货币信贷政策的，更复杂的问题还涉及财政政策的组合效应。综合来看，金融市场因素是形成经济波动的重要根因;但恰当的货币手段和准备金率手段的组合使用显然可以使经济达到稳定的目标，然而，如何形成最佳的政策组合比例，如何调整政策组合的步调，如何构建多种政策手段最优组合，这些问题将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重点;对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模型经济主要特征都具有很好的同实际经济特征的表面一致性，但就标准周期特征方面的精细研究也有待进一步研究;除此之外，本节潜在的另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是，本节模型中关于政府政策手段的内生选择，以及长期最优规则方面，虽然构筑了框架，并没有真正深入讨论和有效解决，这也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当然，本文的模型也还很简单，改进的空间很大，可以从多方面入手，最大的需要改进的点就是应当引入价格私滞调整假设和生产部门的不完全竞争假设，的估计是，这样的改进将会使动态冲击反应特征更接近实际，系统复杂性更高，同时，稳态均衡解可能会不唯一，但这样的结果意义更大。
  • 摘要：地区经济增长差距一直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现有相关文献主要在两种框架下展开研究:一种是经济增长数量框架,以人均GDP或劳均GDP为核心研究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差距(Barroand Sala-i-Martin,1992;Temple,1999;Hobijinand Franses,2000);另一种是经济增长的效率框架,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内容探讨地区经济增长的差距，本文从经济增长质量的视角出发，以中国28个省市区I978-2007年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为样本对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差异进行分析，采用统计指标法和回归分析法对整体经济收敛性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差异在整个样本区间内并没有表现出收敛的趋势，但在1993-1997年，1998-2002年，2003-2007年这三个阶段呈现出一定的差距缩小态势。同时，按照东中西部的划分将全国分成三个子样本，通过回归分析法检验并没有发现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差异存在俱乐部收敛，而采用聚类分析法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差异的俱乐部趋同进行研究发现了4个趋同俱乐部。以上结果给的启示是:首先，在制定区域发展政策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各地区经济增长数量的发展水平，同时还要兼顾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状态。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在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距中的变动趋势并不是一致的，单纯针对某一方面所制定出的区域经济政策只能改善经济增长差距的一部分内容，但同时很有可能会从另一方面强化甚至是扩大地区经济增长的差距。其次，不管是从经济增长的数量框架还是从经济增长的质量框架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距进行分析都发现，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当前虽然人均GDP的差距出现了一定的扩大趋势，而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却呈现出明显的缩小趋势，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应当在继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时，着重控制地区经济增长数量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 摘要：全球气候变化越来越直接地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繁荣.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所列举的国家和历史资料表明,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关系非常密切.低碳经济是城市实现可持续繁荣的一个重要选项;而低碳创新是这种转变的关键。低碳创新是对经济增长有决定意义的是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把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源泉内生化。低碳技术是低碳经济背景下投入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变革方向。这种技术变革应该同样可以相同的投入要素获得更多的产出，或获得相同的产出可节省要素的投入。促进技术进步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和可持续繁荣具有重要意义。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各自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差异。落后国家和地区要振兴和超越，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向别人学习的能力。低碳创新为中国城市发展提供了一个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新起点和机遇，各种低碳经济要素及产品在空间上的聚集和扩散，将导致城市专业化空间的出现。而以低碳技术为基础的高技术产业，势必日益改变中国城市的经济空间结构，其带来正溢效应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的区位影响，而且低碳技术产业发展的基本空间过程，还将带来新的产业区与新的空间外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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