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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叙事视角看《左传》与《史记》对“重耳之亡”记述的差异

机译:从叙事视角看《左传》与《史记》对“重耳之亡”记述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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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晋公子重耳之亡”在《左传》和《史记》均有详细记载,对同一历史人物及历史经过的叙述,两部史书存在着不少差异.最直观的差异是在文本层面,以往多从记叙内容、语言方式、谋篇布局乃至人物形象、性格特征等方面进行文本的比较研究,这些都建立在已有作品效果的基础之上,是一种静态化的研究.现代叙事学重视对叙事过程的研究,叙事视角反映了叙事者和叙事材料之间的关系,对同一叙事对象甚至是同一叙事材料,叙事者采取的角度、方式不同,导致了叙事作品的风格差异.具体来讲,《左传》采用的是典型的纯客观叙事,史家严格遵从实录的原则,“言事兼行”的方式造成了叙事上片段化、戏剧化的效果,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隐含着道德教化的大义.《史记》采用的是全知叙事,重在对整个史实始末经过的完整展现,讲究叙事上的连贯性、逻辑性,反映了史家自我主体意识的提升以及对历史更强的解释能力.当然,对两者之间的分析比较,也不能忽略史书体例的因素,前者为我国第一部编年史,后者为纪传体通史的开创者,编年体以记事为主,在处理以人为中心的题材上难以摆脱记事的窠臼,“随事见人”“以事昭义”的方式使“重耳之亡”只可能成为“大事记”.而纪传体采取的“以人系事”“事附于人”的方式,以人物为中心,将各个时期牵涉的人和事聚拢于一起,通过对传主人生历程的完整展现,尽显人物性格、命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
机译:“晋公子重耳之亡”在《左传》和《史记》均有详细记载,对同一历史人物及历史经过的叙述,两部史书存在着不少差异.最直观的差异是在文本层面,以往多从记叙内容、语言方式、谋篇布局乃至人物形象、性格特征等方面进行文本的比较研究,这些都建立在已有作品效果的基础之上,是一种静态化的研究.现代叙事学重视对叙事过程的研究,叙事视角反映了叙事者和叙事材料之间的关系,对同一叙事对象甚至是同一叙事材料,叙事者采取的角度、方式不同,导致了叙事作品的风格差异.具体来讲,《左传》采用的是典型的纯客观叙事,史家严格遵从实录的原则,“言事兼行”的方式造成了叙事上片段化、戏剧化的效果,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隐含着道德教化的大义.《史记》采用的是全知叙事,重在对整个史实始末经过的完整展现,讲究叙事上的连贯性、逻辑性,反映了史家自我主体意识的提升以及对历史更强的解释能力.当然,对两者之间的分析比较,也不能忽略史书体例的因素,前者为我国第一部编年史,后者为纪传体通史的开创者,编年体以记事为主,在处理以人为中心的题材上难以摆脱记事的窠臼,“随事见人”“以事昭义”的方式使“重耳之亡”只可能成为“大事记”.而纪传体采取的“以人系事”“事附于人”的方式,以人物为中心,将各个时期牵涉的人和事聚拢于一起,通过对传主人生历程的完整展现,尽显人物性格、命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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