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国子、太学之议与司马氏政权的合法性建构

摘要

西晋立国子学的意义不止于门阀制度建设，它是司马氏与曹氏斗争导致太学地位变化的结果，也是司马氏内部礼学之士集结及其势力扩张的结果。高平陵政变后，司马懿借助魏明帝“浮华案”罪贬曹爽集团核心何晏等人，新附士族据此议国子入太学，初树司马氏教化权威。高贵乡公行礼、讲学于太学，试图以崇郑抑王树皇帝权威，获得嵇康及太学生支持。正因太学在造晋过程中未起积极作用，晋武帝时方有地位更高的国子学出现。贾充弑君作为司马氏道义缺失的象征，成为一种逆向的政治动员，使司马氏阵营中礼学之士集结；国子学之设，是其在政争中的“根据地建设”。国子学与门下机构任职人员身份上的重合，使国子学在晋初政坛上权重加大，政治影响力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