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注《莊子》”與“《莊子》注郭象”之議辯内涵的轉變與意義

摘要

就整個《莊子》詮釋傳統而論,歷來之論者在評議各家《莊子》注疏之作時,郭象(252—312)的《莊子注》往往具有承上啓下的輻輳性指標,而這種指標或者被逕行視爲評價時的正向標準,也或者衍生爲評價時的負向反思,皆顯見郭象《莊子注》在《莊子》學史中實具有正反相成的範型意義。同時,從郭象《莊子注》所衍生出來的相關理解問題,也就是如何詮釋與實踐《莊子》義理的問題,更是屢屢在《莊子》學史中造成諸多的議辯,而此中最爲重要的議題之一,即爲'郭象注《莊子》'與'《莊子》注郭象'之議辯。對此,當代的研究者或將此議辯類比於宋代陸九淵(1139—1192)所謂'六經注我'與'我注六經'的關係,而指向不同的詮釋取向與目的問題。但回到《莊子》學史發展的脈絡觀之,此議辯之内涵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也不盡然都是詮釋取向與目的的問題,其意義在個别的詮釋情境之中,有所承繼,也有所轉變。因此,有鑒於學界目前仍尚未有完整的考察與討論,筆者將根據已掌握到的傳世文獻,從'議辯之前:一個禪思性問題的肇端'、'議辯之始:‘《莊子》注郭象’之批判中的可能性内涵'、'議辯之中:作爲正向範型的顯化及其内涵的差異'、'議辯之中:作爲負向範型的反思及其内涵的差異'到'結語:議辯之後?正向顯化與負向反思的承變與調適'的討論架構,説明不同論者在不同脈絡下,提出此議辯之内涵的差異與價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