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唐五代士人之“情隐”观

摘要

古代士人在处理“仕”、“隐”矛盾时，无法摆脱悬置头项的“庙堂”观念。晚唐五代士人的“情隐”观将具有某种叛经离道色彩的“情”引入其隐逸价值体系之中，从而打破了隐逸思维“独善”、“兼济”的政治魔咒。这种“情隐”观由晚唐杜牧开启，李商隐、温庭筠在不同的方向上加以开拓，至唐末韦庄、韩倔得以最终确立。五代词人在深化其内涵的同时，也在背离着它的基本内核。可以说，在晚唐、唐末、五代三个时间维度上，构成了“情隐”观演进的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