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为形役:拟古话语下的商籁和十四行诗之名

摘要

分析了西诗商籁作为外来诗歌进入中国的深刻动因,以胡适、闻一多、朱湘、冯至和屠岸等人的命名法为例,进而发现20世纪初西诗商籁进入中国的深层原因是“新诗之精神”指引下“人心”对“型式”的呼唤.但商籁最初的命名和接受在中国表现出心为形役的特征:音译命名法走上了以体代诗的歧途；数字命名法因袭了传统诗歌的五七言话语,暗含着重形式而轻内容的危机.在拟古话语作用下两种命名法使商籁作为诗人抒发理想的寄托无处安放,在心与形之间选择一处诗意栖居地构成了商籁自发轫以来在中国面临的一大尴尬.相比之下“商籁”这种命名在意义通道和声音通道上的交集指示着一条更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