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礼记·儒行》的再经典化及其意义诠释

摘要

宋儒提出《礼记·儒行》非圣人之言以后,宋元明清七八百年间,《儒行》受到普遍的质疑。其间虽有明末清初黄道周、李二曲等肯定《儒行》的价值,尤其是黄道周作《儒行集传》为《儒行》与“儒”正名,但质疑的声音仍占主流,随着王夫之、陆奎勋、姚际恒等人的诠释,使质疑愈演愈烈。晚清儒者对《儒行》经典的重新确立有一个内在过程,可追溯至李光坡、孔广森等对宋学的批评。晚清陈澧、文廷式、廖平等处理《儒行》与孔门七十子的关系问题,至康有为直接将《儒行》视为孔子之教理,最终恢复《儒行》的经典权威性。此后《儒行》的诠释进入两个重要阶段:由于时代的迫切需要,章太炎、林纾等极力推崇《儒行》的刚猛气节,但有失《儒行》原旨;因而有唐文治、熊十力、刘咸炘等作出批评与纠正,试图将《儒行》的诠释拉回纯正的儒家思想当中,体现了坚守儒门正旨的保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