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轴心期之突破:'身'何以成为'修'的对象?

摘要

人与道、天道的内在联系在根本上是对人的特殊存在地位的觉醒,人之为人的“类意识”的觉醒,人之为人的尊严意识的觉醒,这也是中国哲学突破的一个标志。尽管殷周之际,“修德”已俨然成为“精神内向运动”的主题,周人“敬德”观念背后的“忧患意识”亦确具有“道德的性格”,只是这个“德”仅限于在位者而仍未及一般人,更为重要的是以“敬”为本的“礼”,其原初动机亦不外天子、诸侯之祈福心理。孔子为己之学坚持有教无类,其“学”牢固地锚定于学者自身的修养、完整人格的培养。自此德性世界的普遍性、纯粹性与自足性得以证成。实际上,“自我—转化”与“超越的突破”均是轴心期的特点,惟有中国文明其“自我—转化”“超越的突破”始终在“世间”与“超世间”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轴心文明中普遍的“自我—转化”现象在儒家这里始终是在人间化、人伦化、在地化乃至肉身化之中展开的。儒家对修身之“身”的理解,本身就决定了中国文明之轴心突破的这种以人为中心而贯通“天文”与“地文”的人文主义底色。“身”何以成为“修”的对象?儒家为何用“身”来指示西方宗教与哲学之中的自我转化的对象?“身”之“修”跟一般的器具、器物之“修”之间存在着本体论的差异(Ontological difference)。由于对“身”的这一独特理解,使得中国轴心期突破始终是在人间化、人伦化、在地化乃至肉身化之中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