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的自我調適與困境——以康德、黑格爾為中心的反思

摘要

一個社會無論是已經現代化,還是正在現代化,或者即将現代化,“啟蒙”都是必經的“洗禮”,而且還構成了其基礎性的價值觀念.但由於後現代主義在解構啟蒙的同時,進一步放大了啟蒙的局限性,造成人們一邊猛烈地批判啟蒙,一邊繼續朝向被批判的啟蒙所指引的方向前進.正如啟蒙對傳統的批判不僅激化了古今之爭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傳統的断裂從而引發了一系列難题一樣,後現代主義對啟蒙和現代性的批判也是如此.其結果就是:人們仍然生活在現代社會,但是卻被顛覆了基礎.解决這一問题的最佳選擇,就是針對啟蒙造行自我調適.其實,在十八世紀的啟蒙時代,一些哲學家如康德、黑格爾就分别提出了對啟蒙的調適方案.康德對啟蒙的調適主要在於,一是強調人類理性之認識能力的有限性,劃清科學理性的界限;二是以實踐理性彌補理論理性的局限,類似於以價值理性約束工具理性並為之確立理想目標;三是鑒於人類理性的有限性,以超越性的理智世界乃至道德神學作為理性的最高理想.黑格爾則試圖通過重建形而上學來實現康德調適啟蒙的設想,彌合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鴻溝,並以此來遏制人類理性的不當使用.然而,人類理性畢竟是有限的,以有限理性充當無限理性的後果可想而知.更何況,啟蒙所倡導的理性歸根結底是一種科學理性,亦即工具理性.在一個科學技術的時代,一個失去價值理性指導的工具理性的時代,任何超越性的宗教或形而上學都會失去作用.就此而論,在啟蒙自身中就蘊涵着虚無主義的因素,恰恰是啟蒙自己顛覆了自己的根基.在當今時代,需要重新關注康德和黑格爾關於啟蒙的自我調適,借鑒他們的經驗教訓,追問啟蒙之困境的根源,變不可能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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