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祇时代的诗学——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诗学思想的再思与认知

摘要

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的诗学思想和著述是一种发生学的文学理论，是后来各种理论的源头，具有极其丰厚的内涵。它们不仅在西方影响巨大，而且对中国的学术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希腊诗学的形成和展开有一个巨大的宗教背景，这个背景中的理论有其自身的特点。奥林匹斯教和俄耳甫斯教是古希腊的重要宗教，它们不仅是民间的信仰，而且与不同的艺术类型——史诗和悲剧——发生了联系。对荷马史诗的态度与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的诗学思想有直接的勾连。在诗与哲学的争论中，希腊的理性神学逐渐上升，柏拉图的基本宇宙观“理式”说，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理想国”的诗人观，是柏拉图贵族政治理想的生动体现。希腊的诗学理论有许多今天看似矛盾的说法，然而一旦放到特定的时空中，就变成了十分自然的见解。柏拉图的“理式”说和亚理士多德的“形式”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学说。柏拉图是理性神学家，而亚氏的理论是二元论的。从总体而言，亚氏并未沉迷于神学，他的诗学理论是重现实、重逻辑的。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的诗学著述文体大相径庭，其本质一为作者“在场”、一为作者“缺席”。柏拉图虽然反对和蔑视修辞学，但是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的诗学著述常常充满了修辞，俨然一位“诗人”。这与柏拉图的诗人气质分不开。柏拉图所说的“第一等人”，其实并不是指诗人，而是指散发着神的气息的、富有诗人气质的哲学家（哲学王），也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自己。古希腊虽然存在多种文学类型，但是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讨论的实际上只有两种，那就是：史诗和戏剧，它们都与叙述有关。从现代艺术类型学的观点来看，柏拉图的散见论述和《诗学》的集中论述，都存在一些严重的不足，比如：混同了叙述者和作者的角色、缺少了艺术分类之必要条件等等。讲清了这些问题，希腊艺术的面貌和性质就会更加明晰。“摹仿”说在希腊有漫长的历史，其内涵是丰富的，不能简单地与“逼真”相对应；“灵感”说也是希腊的传统意识。“摹仿”和“灵感”是柏拉图创作论中两个滑动的概念。他把这两个概念随意安放在荷马的身上，似乎没有任何阻碍。要解决这里的矛盾，只有从柏拉图自身的特点去找原因。柏拉图的诗学思想和理论具有三个既独立又有联系的特征：1.建立理想国的政治抱负，2.浓烈的宗教神学观念，3.诗人艺术家气质。当这里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处于优先地位的时候，柏拉图的诗学思想和理论便打上了深刻的实用观的印记（为了城邦利益，建立理想国度，反对艺术摹仿、驱逐诗人）；当这里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紧密结合的时候，柏拉图的诗学思想和理论便变得恍惚和迷离起来（声称自己的诗人身份，强调诗歌创作的神灵凭附和迷狂状态）。这三个因素的存在及其不同组合，是理解柏拉图诗学思想和理论的关键。亚理士多德把“摹仿”作为艺术的基本特征，并以摹仿的对象、摹仿的媒介和摹仿的方式为标准来区分不同的艺术。“摹仿”在亚理士多德笔下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亚氏比较了诗与历史，认为诗描述的是“可能发生的事”，而历史叙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事”。“虚构”在古希腊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在柏拉图那里，它是指对“神”的非“真实”描写，有时与“摹仿”同义；在亚理士多德那里，“虚构”更多的是指创作想象。在对待悲剧接受的心理效应问题上，柏拉图出于挽救希腊世界的政治目的，完全采取了批评的态度，他认为悲剧激起的情感会影响到人的正常理智。而亚里士多德则在柏拉图的基础上往前走了关键的一步，他看到和分析了这种情感的后续效果。他不同寻常地提出了悲剧的“净化”作用，并把它作为“终极因”写进了悲剧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