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多维交往：土耳其的现代化、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

摘要

文明的多纬度交往：土耳其的现代化、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内容摘要)伊斯兰复兴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中东地区主要社会政治现象。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在中东和穆斯林世界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它的发生，不但有深刻的历史根源，而且有复杂的现实原因，是土耳其伊斯兰教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相互斗争，相互妥协和相互适应的过程。这一过程发生在现代化的宏大背景之下，既是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相互交往历史过程的实质体现，又是土耳其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辩证演变。土耳其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由于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而经历了三个主要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自19世纪中期以来到土耳其共和国建立这段时间，随着西方殖民入侵加剧，西方思想不断传入奥斯曼帝国，对帝国的知识阶层产生影响，帝国精英队伍出现伊斯兰现代主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思想分野。在这一时期，虽然伊斯兰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存在重大区别，他们之间还是有着许多共同点和联系。二者伊斯兰主义相互补充，相互接纳；区别仅在于对宗教与民族主义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主次排序有所分歧，民族主义者优先考虑民族主义，强调宗教服从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则首先突出宗教认同，强调宗教的基本原测，主张在不改变伊斯兰特征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 第二个阶段是凯末尔统治时期。随着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早期土耳其民族主义与宗教的融洽关系宣告结束。凯末尔革命和凯末尔改革完全确立了民族主义的统治地位，民族主义通过国家权力压制宗教发展，否认宗教在民族文化、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把宗教看作与现代化势不两立的落后因素。土耳其政教关系进入一个特殊时期。 第三个阶段，从凯末尔去世至今这一段比较漫长时期，土耳其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再次发生意义深远的转变。首先，在后凯末尔时代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运动推动下，土耳其社会出现许多新的矛盾，尤其是政治现代化带来的客观影响，使宗教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解放出来，民族主义对宗教的政策不得不随之发生重要转变，土耳其官方从维护统治秩序和政党利益的角度出发，开始逐渐放宽宗教政策，自上而下推动伊斯兰教的局部复兴。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意识形态斗争、外交环境的变化等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共同构成促使民族主义改变对宗教看法的现代化“动力”因素。其次，极端民族主义作为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一个特例，其对宗教看法的转变进一步说明土耳其民族主义对宗教立场的转变之深刻。文章探讨了早期以泛突厥主义面目出现的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和宗教观点，分析了建国后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以及(政治)现代化对各种政治势力的冲击，指出正是这些变化迫使极端民族主义为了扩大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而改变反宗教立场，积极向宗教倾斜，接连实施一系列伊斯兰化转变。从表面看，这一切变化都是随着现代化程度的逐步深入而自动进行。 在土耳其民族主义主流派别的宗教政策发生转变的同时，民族主义阵营从理论层面对凯末尔主义提出修正，论证伊斯兰教在民族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合法性。民族主义者在70年代以后逐步提出“土耳其—伊斯兰融合论”，形成一支新的民族主义队伍“新右翼势力”，并有力地推动了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 与官方自上而下推动的伊斯兰复兴相对应，土耳其民间出现的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扮演了重要角色。民间伊斯兰复兴的重点在于，突出民间伊斯兰对现代化和现行体制的适应性变化，民间伊斯兰在学习现代化、利用现代化方面比起民族主义者毫不逊色。现代化过程逐步改变了土耳其伊斯兰的许多陈旧思维观念，使得现代性逐渐成为伊斯兰教的内在追求，体现了伊斯兰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凯末尔在宗教改革中所寄托而未能完成的理想，通过现代化过程得到部分实现。当代土耳其最有影响的两支伊斯兰复兴力量是苏非主义的纳格什班迪教团和主张文化复兴的努尔居运动。它们的主张与转变，进一步体现了现代化对宗教的影响、民族主义对宗教的改造，以及宗教自身解释现代化、利用现代化挑战民族主义的这种双向互动关系，深刻揭示了伊斯兰—民族主义—现代化三者相互改造、相互接纳，共同进步的时代主题。 论文最后，着重回答所谓“政治伊斯兰”是否威胁土耳其现行体制这一问题。文章首先分析亲伊斯兰政党崛起的政治经济背景，指出政党伊斯兰化是土耳其现行体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危机的产物。从政治民主角度看，这是一种民意选择的结果，而不是“狂热的原教旨主义”鼓动的结果。文章接着分析了伊斯兰因素与这类政党兴起的因果关系，指出伊斯兰教在其中主要起了思想媒介的作用，她为政党思想被群众理解和接受提供了方便，使现代理念通过传统资源的“翻译”实现了本土化，扩大了亲伊斯兰政党及其思想的影响。文章最后指出，亲伊斯兰政党的观点及思想并非如外界想象的始终僵化不变，而是因时因地不断灵活调整，其基本发展趋势是在适应各种现行体制的前提下，突出政治家个人的宗教认同，强调通过发掘伊斯兰信仰的内在潜力为促进现代化和社会进步服务，而不是追求形式上的政教合一。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土耳其民族主义(官方)与宗教的关系将进一步朝着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方向发展，所谓“伊斯兰威胁论”完全是缺乏现实依据的主观臆测。文章认为存在这样一种前景，即一方面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将继续深入，另一方面，土耳其民族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伊斯兰特色会进一步增强，土耳其将在保持现行体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积极构建新的政教关系。 文章最后认为，民族主义和现代化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与过程，它们的本质在于使民族文化基于传统之上实现创新，而不是与传统彻底断裂。当代土耳其的发展，表面上看似充满矛盾冲突，实际上则是不同文明形态融合交流的动态表现，极富建设意义，而不是消极破坏性的。土耳其民族主义与宗教关系的演变，生动体现和映证了文明交往理念。

目录

文摘

英文文摘

西北大学学位论文知识产权声明书及西北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导论

第一章 帝国晚期的土耳其民族主义与宗教关系

第二章 凯末尔时期的民族主义与宗教关系

第三章 后凯末尔时代的民族主义与宗教复兴

第四章 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与宗教关系的演变

第五章 新右翼势力的崛起

第六章 伊斯兰新传统主义

第七章 亲伊斯兰政党与现代化

第八章 动态的文明交往——代结论

附录一 参考书目

附录二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