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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性到佛性——晋宋佛学核心论题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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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晋宋之际的佛学由般若空性转入涅槃佛性的研究,又经由《大乘起信论》而从佛性转向心性的理论兴趣,奠定了整个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理论格局,成为把握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关键所在。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仅有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之间的共鸣,融合或整合,而且有佛学内部义理的发展、佛学经典的翻译与阐释。深入考察这一过程的思想流变和演化,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般若学、涅槃学实为晋宋之际佛学思潮的核心,考察罗什和慧远的交涉,“法性”的把握仍然有进一步推演的必要,这实际上已经暗示着般若思想中国化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暗示着道生的涅槃学转向。僧叡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值得重视。竺道生是般若学向涅槃学这一重要转向过程的重要人物,考察他以般若中道实相为根基建立的包含涅槃佛性的佛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晋宋之际的佛教思想家罗什、僧叡、僧肇、道生等佛学体系演变的描述,把握般若学向涅槃学转向的思想轨迹,从而深刻地把握佛学的中国化。上述佛教思想家以及他们的思想,这些思想之间的相互关系、演变趋势,考察其中的内在原因和文化背景,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鸠摩罗什的中观学派与以慧远法性论为代表的中国本土佛教相互交涉。《大乘大义章》、僧肇与刘遗民之间的书信,罗什、僧肇与道生的《注维摩经》,包含着般若学向涅槃学转换的轨迹;罗什为代表的般若中观学与慧远庐山僧团的法性涅槃学之间的学术差异,隐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和在中印文化交流中支配性态势。般若学的消退、涅槃学的兴起与玄风的消减、儒家的重振有着很大的关系。竺道生的涅桀佛性论建构与中国心性传统尤其是儒家的内圣之学有着很大的相关性。般若学与中国老庄玄学在精神的超越性追求方面有着相似性,当僧肇以道家圣心来表述涅槃思想的时候,就已经与后来道生的涅槃佛性论的建构有着精神的呼应和契接。“六家七宗”的玄学化般若学对佛学的吸收和消化方式始终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并非罗什,而是道安、慧远、僧肇等学者的佛学路径,经过道生涅槃学阐发,吸收本土资源,继续在中国佛教思想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佛教理论从以空为导向的否定性思维转向了对有的重塑的肯定性思维,转向了对涅粲佛性思想的追寻。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旨趣、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乃至于集体无意识共同构筑了接受和阐释印度佛教思想和经典前理解,潜在的规划了印度佛教思想在中国文化系统中的意义空间,制约着中国佛教义理流变的轨迹和演化的可能性。
   晋宋佛学论题转向在思想上产生了意义和影响。意义包括:心性论的建构、直觉思维的重建和伦理道德的凸显等三个方面。涅槃佛性思想开启了中国佛教对心性思想的探索。道生“理体”的确立成为中国佛教心性论体系构建的关键性的一环。道生直觉思维的确立,导致的个体心性的神秘体验与深植于巫史传统的通天人的神秘经验相融合,把求真的学术道路转换为心性的直觉体验。道生佛性我的提出,穷理尽性思考模式的切入,就已经意味着伦理道德之维的展开。晋宋佛学论题转向对尔后思想界造成的影响包括:随着涅槃佛性说的成长,以《起信论》为理论背景的“真常唯心论”系统,如天台、华严和禅等宗派得到发展。以涅桀学为学术论题的核心,佛教学者的兴趣转向佛性问题,有关心性问题的讨论日益隆盛。考察理学与佛学的密切关系,必须从理学的基本命题的形成来思考。理学的基本命题,应该是“理一分殊”和“性即理”。
   第一章僧叡、僧肇、道生等人的学术成就,构成当时思想界的基本倾向,即认为中观学派所阐释的中道思维、诸法实相的宇宙本质论与涅槃佛性学说所提倡的众生佛性思想是可以统一的,这相当于“空”与“有”的辩证统一。在他们看来,本土佛教学者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译经、义解,已经有条件建立汉语系统的佛学体系,乃至构造适应民族文化的研究范式。佛教的民族化有待于这种新型的“格义”活动。基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还可以进一步从理论上综合上述成就,创建一种新的统一的思维模式。
   第二章本章以僧肇哲学为重心,以僧叡的般若思想为参照,以《注维摩诘经》为焦点,通过分析对比,探讨罗什门下僧叡、僧肇、道生各自思想的演变。在般若到涅槃的转向中,传统文化背景决定了他们致思路径的差异。思想体系包含表述体系及其指向的意义体系,表述体系不仅仅只有表达功能,其自身也包含着一定的意蕴。当我们考察僧肇哲学时,其玄学表述体系本身也包含着哲学内涵。就僧肇本人而言,他可能运用“得意忘言”的方法,忽略玄学语言自身的意蕴而直指中观学派意义系统。僧肇哲学以中国文化系统来表述中观学派意义系统,也就意味着是“僧肇”的中观学,而非纯粹的印度中观学,因此僧肇哲学表现出二重特质。
   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僧肇的圣心的建构和道生的佛性论的思考。僧肇将玄学圣人境界理论融会于佛教涅槃观念中,从形式上来看类似于六家七宗般若学的做法,但是僧肇对玄学圣人境界理论与佛教涅槃境界的融会,是在贯彻中观般若学缘起性空原则下所作的创造性的理论发挥,它仍不脱离佛教涅槃概念的范畴,本质上仍属于佛教的解脱理论,不完全等同于玄学的圣人境界说。竺道生将涅槃理解为一种人生境界,体现了中国哲学注重内在的人生境界超越的哲学特色。道生肯定实相涅槃的实存性,顿悟佛性而得涅槃,与传统的内圣实现方式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第四章不论是般若中观学,还是涅槃学,都对语言采取一种批判态度。对语言的批判是对语言本身及其语言的功能都采取一种破斥态度,而中国的文化(儒家和道家)对语言的反对态度却没有消解语言的本体性特征和工具性特征。般若中观学在逻辑、概念意义上对语言本身及其内蕴的价值判断、道德判断予以彻底性解构,而中国传统文化中要实现的是语言和道德实践的转换,表达的是一种即体即用的思维方法。
   第五章从多重文化因素和思维方式的转换考察了晋宋佛学论题转向的原因。性空之学超越于儒家道德伦理体系之外,很难真正获得儒家社会的话语空间和道德情感认同。东晋僧侣主要涉猎《老》、《庄》,而南北朝时期儒家经典重新得到重视,这一演变轨迹揭示了当时的主流学术思潮即东晋玄学盛行、南北朝经学重振与佛教学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慧远接续道安开创的佛教民族化思想路线,提倡与般若性空精神有别的法性实有思想,逐渐成为许多佛教学者的精神归依。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僧叡、道生则在融会贯通中观学派的基础上对中国佛学之中过于“实体化”的观点作了清算,为中国佛教心性论的形而上学化奠定了基础。僧肇关于般若性空的讨论在试图清除玄学范畴中的实体性因素的同时,保留了“圣心”这一主体性因素。竺道生通过般若实相说把佛性、法性、众生与佛等同起来,把佛性作为众生的本性,众生的自性即是佛。
   第六章考察了晋宋佛学论题转向的意义和影响。意义包括:心性论的建构、直觉思维的重建和伦理道德的凸显等三个方面。涅槃佛性思想开启了中国佛教对心性思想的探索。道生“理体”的确立成为中国佛教心性论体系构建的关键性的一环。道生直觉思维的确立,导致的个体心性的神秘体验与深植于巫史传统的通天人的神秘经验相融合,把求真的学术道路转换为心性的直觉体验。道生“佛性我”的提出,意味着伦理道德之维的展开。晋宋佛学论题转向对尔后思想界造成的影响。以涅槃学为学术论题的核心,佛教学者的兴趣转向佛性问题,有关心性问题的讨论日益隆盛。考察理学与佛学的密切关系,必须从理学的基本命题的形成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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