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意识与语言批评的演变

摘要

本文集中考察的是“语言转向”语境中西方语言批评的演变问题。围绕着这一问题，本文力图以语言意识作为基本视角，对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这一理论谱系展开系统梳理与分析，探讨不同批评理论语言意识的形态、特征与内涵，展示语言批评理论的整体思路、研究视域与研究方式.同时，区分这一演进过程的三个阶段：语言形式阶段(“形式”与“语义”)--语言结构阶段(“结构”)--语言活动阶段(“文本”解构与“话语”实践)，并分析这三个阶段在文学研究上的主导倾向与“颠覆”因素，揭示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具体区别。进而，以此为基础来阐明语言批评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脉络：从关注“语言形式的审美自律性”到聚焦“语言活动的文化建构性”。
　　 除却绪论与结语之外，本文正文共分为四章。其中，第一章与第二章探讨语言形式阶段，第三章探讨语言结构阶段。这两个阶段大体上对应着“语言形式的审美自律性”(时期)，它们侧重于研究文学语言自身的特征与属性，并以此为依据来阐释文学和文学活动；第四章则主要分析语言活动阶段，它关联着“语言活动的文化建构性”(时期)。这一阶段着眼于语言活动的品质对于文学和文学活动的影响与规约，立足于文学生产的运作机制来理解与阐释文学。具体而言：
　　 绪论部分在对“语言批评”和“语言意识”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指出本文选题之缘由--国内学界对文学语言研究的认识存在着严重“误读”，梳理与本文论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交待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在本文中，“语言批评”主要是指从语言维度出发对文学展开研究的批评理论类型。“语言意识”则是指文学批评对于“语言”的观念看法，以及探究文学和语言关系的问题意识。而语言批评发展演变的基本动因、线索即体现在：不同的批评理论在语言意识上存在着显著差异乃至截然不同。
　　 第一章文学审美性与语言形式的独特表现。本章旨在考察俄国形式主义的语言意识。在对传统文论观念和研究范式的质疑中，俄国形式主义高举“文学回归自身”与“语词复活”的旗帜，要求建立按照文学艺术的内在规律来进行研究的文学科学。由此，它把研究对象界定在“文学性”即文学语言上。在它看来，语言形式是文学审美性的唯一要素。基于此，在文学研究中，它致力于从审美的意义上来考察形式对于文学的影响，追问文学语言的特殊性体现何处、如何形成、怎样操作，以及形成这种特殊性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如何鉴别？
　　 在这种追问中，俄国形式主义的“语言意识”呈现为一个发展脉络：“形式→程序→功能”。“形式”主要从语音层面区分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将文学形式的特殊性定位在语言的表现形式上；“程序”则包括两个方面：(1)“程序奇特化”。强调文学所特有的表现形式，是通过奇特化的艺术手段加工日常语言而形成的。(2)“材料形式化”。在此，俄国形式主义突破了传统的“形式/内容”二分法，侧重于论证艺术技巧是如何加工语言“材料”(“内容”)，从而构成文学作品的；“功能”强调从结构功能的角度来看待文学语言，把语言形式视为动态的功能系统，认为各种技巧在其中起着不同的作用而非机械堆积。在这个阶段，俄国形式主义意识到文学的系统性，并初步结合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出现了由“形式”向“结构”过渡的发展态势。
　　 从语言批评演变的角度来说，俄国形式主义的贡献在于：重新“发现”了语言(“形式”)对于文学的重要性，将语言研究作为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基础，从而在整体上转换了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问题意识、知识结构与研究范式，开启并推动了文学研究的“语言转向”。而且，在俄国形式主义后期已经出现了“向外转”的萌芽，文学被当成与其它社会历史系列并存的符号系列来分析。不过，由于在主导倾向上，俄国形式主义并未走出将文学视为自主性疆域的审美论观念。因而，在它强调文学语言的“自我目的性”、纯洁性，追求文学研究科学性的同时，也无力解决或悬置了价值判断与意义生成的问题。新批评和结构主义则从语言形式的其它层面出发，分别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第二章语言形式与语义复义的有机统一。本章主要阐述英美新批评的语言意识。与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旨趣相似，新批评也将文学问题转化为语言问题，认为文学审美性在于语言形式。不过，相较于俄国形式主义而言，新批评关注的并不是文学语言的表现形式，而是文学语言的语义特征。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新批评提出以“文”为本，倡导针对作品本身的“内部研究”，反对“外部研究”。
　　 这种语言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文学的本体构成方面。新批评区分了文学(情感)语言与科学语言、日常语言，依次提出了“伪陈述→构架与肌质→有机结构→多层结构”等理论界定。在此基础上，它将文学作品的审美形式与语义的非概念性结合起来，认为文学本体就是文学作品的独特“语义结构”，文学的特异性即文学语言语义的复义性；其二，强调能指的曲指性，侧重于分析修辞所带来的文本语义效果。在新批评看来，“含混”、“悖论”、“反讽”、“隐喻”、“张力”等范畴，既是文学语言独特品质与构成特征的具体表现形态，也是使文本语义结构复杂而又丰富的语言修辞方式，同时亦构成了“语义细读”的独特批评策略。而在具体的“语义细读”之中，新批评涉及了文本之“外”的因素，朦胧意识到了语言修辞对思维的制约。这就意味着，“内部研究”并非是画地为牢式的形式分析，它并没有完全隔绝文本内、外因素之间的关联。事实上，这也是强调语言形式的批评理论的基本特点，它们从未把文学等同于语言形式，更存在着超出单纯形式范畴的因素。
　　 作为语言批评话语的形成期，新批评不仅克服了俄国形式主义忽视价值判断与意义问题的局限，也对传统的文论框架造成了持久的冲击，使得语言意识深深渗入到文学研究的血脉之中。但是，它对语言问题的理解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与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要求文学研究有“本”可依，但存在就文本论文本的孤立与不足。同时，在语言的情感特征上，它也并未摆脱语言反映论的窠臼：(2)强调文本语义结构的复义性与非明晰性，却又存在有机统一体的迷执；(3)只是确立了文学语义，却无法解决意义生成问题。这些矛盾的存在，使得新批评蕴含着自我消解化的发展倾向。而这恰恰是它被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所“替代”的主要原因。
　　 第三章意义生成与文学语言的结构模式。本章着重分析结构主义批评的语言意识。结构主义批评在俄国形式主义的研究基础上，克服了新批评局限于个别文本的不足，进而强调文学语言的结构性与共时性。在它那里，“结构”概念已不是早期语言批评所界定的体裁结构或实体结构，而是指抽象的结构形式。出于这种语言意识的差异，在语言问题的探讨上，它已不止于寻找文学之所以具有审美性的形式要素，而是旨在追问文学的意义究竟源自何方？因此，在语言分析中，结构主义并不注重具体作品的艺术形式与语义特征，而是力图以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为范例，对文学的“意义”形成过程进行分析，进而根据语言的系统化模式构建出文学结构，并以之作为文学研究的恒定模式。
　　 归纳而言，结构主义批评的文学结构类型研究涵盖两个方面：语言学模式与符号学模式。前者以雅各布逊的诗歌功能分析，以及列维-斯特劳斯、托多洛夫、格雷马斯等理论家的叙事结构或“语法”分析为代表。后者则以早期罗兰·巴特的文学符号学研究为代表。在这两个方面的语言分析中，结构主义批评家在强调结构的同一性、所指的优先性的同时，也或多或少注意到结构与行为、意义多元与文化“语境”、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呈现出审美与文化分析、结构与解构要素相交织的理论格局。
　　 就语言批评话语的理论谱系来看，结构主义批评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一方面，它将静态的语言形式研究推向极致，在语言结构内部解决了意义生成的问题，部分摆脱了“文学如何、怎样反映生活”的审美论语境；但另一方面，这种结构分析范式也将文学研究闭合于抽象的语言世界之中，使之几乎完全脱离了超语言学的领域。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在文学系统与具体作品的关系上，“结构”成为了唯一的终极模型；(2)在废黜作者主体中心论的同时，也否定了文学活动中“主体”因素的存在；(3)关涉共时的结构因素，而忽视历时的语境因素，排斥了非结构的系统。由此，它也不能解决语境中的意义构成问题。而这也促使结构主义对自身的局限进行反思。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结构主义内部所出现的那些解构因素，正是结构主义批评家意识到这种困境，并试图解决这些困惑的努力。
　　 第四章文学生产与语言活动的文化建构。本章主要论述后结构主义的语言意识。从“语言转向”的完整内涵来说，语言研究不仅意味着对语言问题的高度关注，更是指对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反思，从而打破柏拉图以来的“语言镜像论”。以此来观照的话，语言形式时期的批评理论只是将文学研究转向了文学自身的语言符号系统，但仍然处于“语言镜像观”的囚笼之中。而后结构主义正是在对哲学“语言转向”的回应中，转换了探讨文学语言问题的具体思路与研究方法，以语言活动的方式把文本内、外重新关联起来，从而实现了语言批评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以德里达为开端的“文本”解构途径，以及以福柯为肇始的话语实践范式。
　　 德里达从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角度出发，解构了“结构”与符号的一致性，颠覆了书写与口头语、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等级关系，进而强调语言活动是能指的无限延宕，文本是意义无穷播散的意指链，并以此为基础重新界定了文学语言与“文学性”。在他的影响下，以德曼为代表的美国解构主义，强调文学语言的修辞性，提倡修辞性阅读，致力于分析文本由于修辞与语法-逻辑之间的张力，以及述行矛盾所产生的意义不确定性，揭露语言修辞活动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而以后期巴特、克里斯蒂娃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文本(性)理论，则把文学语言视为超语言学的意指实践，关注文化准则、习俗如何塑造文学文本，语言活动如何建构主体性，并认为文本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而文学却又能通过语言活动去消解这些意识形态。
　　 不过，由于“文本”途径大都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控制化约到一个意指实践过程的各个方面，局限于“文本”间性效果的踪迹疆域。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真正的“权力”(主导意识形态)是通过语言活动发挥作用的。而福柯对语言、知识与权力关系所作的思考与分析，则弥补了“文本”途径的不足。他将语言活动置于广阔的文化历史场域之中，对话语实践的运作机制进行考察，进而揭露了话语/知识与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的共谋关系。在福柯的启迪下，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等等批评理论，对“话语”范式进行了进一步的挪用、修改、借鉴与吸收，并将之付诸于文学研究，由此完全实现了语言批评的转变。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话语研究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转向”的出现，不仅不是对“语言转向”的取代与替换，反而是“语言转向”发展环节中的断裂性连续。
　　 结语部分简要论述了语言批评演变的特点及其启示。本文认为，语言批评并不等同于纯粹的“形式主义”，文学语言研究也并非只能围绕着语言的形式范畴来展开，文化批评更不是与语言批评无关或取代它的研究类型。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知识语境中，兼顾了“审美”与“文化”维度的语言批评应当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