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唐禅让文化与文学——禅让应用文研究

摘要

禅让应用文是禅让政治这种特殊的王朝更替方式的蘖生文体。从王莽禅汉开始，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个文学解放的特殊阶段，禅让政治进行的是如火如荼，刘汉禅让于曹魏,魏禅让于晋,东晋禅让于刘宋,刘宋禅让于萧齐,萧齐禅让于萧梁,萧梁禅让于陈，西魏恭帝禅让于北周宇文氏，北周静帝禅让于隋文帝杨坚（本文的禅让研究只限于外禅，也就是异姓王朝更替），禅让应用文也就在这个时候产生发展。文学观念的发展促进了禅让文学的发展，但是对文学自身特点高度的重视，以及禅让文学明显的政治化特点，也让人们忽略了禅让文学的价值。因此对这种文学价值的重新发掘正是本文所作的一个新的尝试。本文试图以动态的研究方法，把禅让文学放在禅让思想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发生、流变中，把专题研究和典型个案分析结合起来，对禅让文学的独特性进行研究、分析。 “禅让”，是一个后起的复合词，从对这个词语的释义就可以看出，礼仪化和政治化是它最大的特点。传说中的尧舜禹禅让是一种原始的禅让，它区别于王权专制制度下的禅让政治，它不是凭空的虚构，反映了原始社会中部落联盟推举首领的方式。世袭制度下的禅让继承汲取了原始禅让传贤让德的精神，通过礼仪化的手段，成为世袭和篡逆之间的桥梁。皇权专制下的世袭制度必然带来王位继承人素质的下降，这和儒家的理想是背道而驰的，而有才能的权臣对权力的窃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变相地实现了这种儒家的理想。相对于暴力革命的巨大破坏性和被口诛笔伐的篡逆，禅让更符合中国古代儒家“天下为家”、“选贤与能”的政治理想。禅让追求贤人主政治国，世袭只保一家之天下；禅让和篡逆互为表里，禅让的本质是篡逆。本文中所讨论的禅让文学是皇权制度下的禅让文学，是礼仪化的禅让文学，它的产生是禅让政治礼仪化特征的必然要求，它根植于禅让思想文化和禅让政治文化，有着异于其他文学形式的独特艺术性。 禅让思想和禅让政治是禅让文化的组成部分，禅让文学本来包含在禅让思想中，但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我们把它独立出来作为和禅让文化相并列的两部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对“尚贤”思想的争论催生了“禅让”思想，因为大胆的思想家们总是能够突破藩篱，既然要求大臣贤能，为什么就不能要求君主贤能呢？对原始禅让政治的继承和对传统“尚贤”思想的突破，又催生了现实的王莽时期的禅让政治，经过篡逆、居摄、即真三个阶段，王氏新朝成功的取代了刘汉天下。虽然刘氏家族很快又利用农民起义推翻了王莽的统治，但是异姓权臣禅代的这种模式，却被以后诸代王朝的权臣们所效仿。 禅让文学的产生发展过程，就是禅让政治从“立德”发展到“立言”的过程。从原始禅让政治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禅让政治尝试，是禅让文学确立以“立德”为核心原则的过程。王莽时期授予异姓功臣殊礼仪文的出现，曹魏时期殊礼仪文和禅位时候的禅礼仪文的定制，使得禅让文学从立德发展到立言，这是政治制度的完善对文学的必然要求，是文学发展成熟的结果，更是禅让应用文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禅让应用文分为劝禅文、辞禅文、受禅文三大类。它最主要的特点是它是“真诚”的政治游戏，让位的一方总是打着尧舜让德仿效先贤的旗号，虽然皇权不容许任何人分享，却已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禅位的一方把君臣大义挂在嘴上，百般谦让，却是例行公事。从态度上说,禅让者尊权臣而少抑己,多在天命上作文章,即使表面抑己,内里是扬己能顺天命。辞让文倒是抑己,但那是谦让,目的是树德。君臣双方就在一让一辞中玩弄着文字游戏，真诚地让人“感动”；禅让行为的施受者和禅让文学的施受者并不是重合的，禅让文是一种代言体，是由臣下根据主上的思想代拟，不但要写出角色的特点，还要在这其中彰显自己的学识和修养。从王莽时期的禅让到南北朝禅让，文风由原先的古朴简洁发展到开拓纵恣，这归功于文学发展整体特征的变化以及文人的润色。禅让的代言体又是一种变异的代言体，体现在上行语体和下行语体的错位。控制话语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权力通过话语来实现，拥有权力者也拥有话语权。帝王话语本来属于下行语体，但是因为失去了权力，也就失去了话语的控制权，相反作为遵从上行语体的臣子，由于拥有了权力而拥有了话语的控制权，下行语体和上行语体就这样产生了微妙的错位，这蕴涵着君臣异位、权臣当道的政治现实。禅让应用文中的同类典故反复出现，正是禅让给自己贴上复古标签的最明显的表现，是禅让这种改朝换代方式具有较大的沿袭传统的特点所决定的，也体现了国人因循守旧的特点；禅让文还有一个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特点就是神秘化，禅让政治利用符命造势，以示天命不可违，禅位是一种必然。神秘化本身并不是文学，但却由此演变出文学意味。 禅让应用文是中国古代仁政精神和礼治原则在文学中最典型的体现，它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土壤中，是先唐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