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序与国有持股比重的策略选择

摘要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将“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升到国家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实现形式的高度，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成为中国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方式。然而，在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今天，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持股比重难有定论、优先改制顺序不明、配套政策关联机制缺失、政府改革目标多样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其解决与否将直接关系到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败。 有鉴于此，本文以中国转轨经济时期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历程为现实主线，从“抓大放小”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到垄断国企深化改革带来行业的“非对称性竞争”，再到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1+N”政策体系，相应提出了“国企混改优序策略选择—最优国有持股比重策略选择（产业链视角）—改革目标与改制成效（效率与福利目标视角）”的研究主线。在产业经济理论基本理论框架上，本文以产业组织学、福利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对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优先顺序、最优国有持股比重选择策略与改制成效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为突破以往相关研究的局限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1）在研究视角方面，有别于以往文献中较多使用拍卖模型等工具，本文基于混合寡头（市场）模型，从市场竞争和社会福利极大化角度深入分析了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优先顺序问题；在混合寡头模型中引入了国有企业上缴红利的转移支付因素，为混合寡头竞争理论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切入点；本文还将国有企业改制视为国家、企业与社会三方合力的结果，为系统地处理国企改制动因问题提供崭新视角。（2）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构建两阶段垂直相关市场的混合寡头竞争模型，分析不同市场竞争结构下最优国有持股比重的选择策略，让模型更贴近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非对称性竞争”这一重要现实；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对不同改革目标下国有企业改制成效进行研究，消除了国有企业改制的选择性偏差问题，识别出不同改革目标下国有企业改制的真实成效。（3）在研究样本组织方面，本文将国有企业改制同时定义为国有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和国有股首次发生转移来组织样本，并对比分析两种情况下研究结论的异同，以规避国有控股权发生变更并不意味着企业脱离政府控制，以及改制会带来企业异质性内生等问题。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在考虑改制成本的条件下，高效率国有企业应优先改制，且维持适中的国有持股比重为最优选择；（2）中国国有企业改制概率受企业和行业等诸多因素影响，且由于政府改革目标存在复合性，企业效率和冗员率等与改制概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3）对于国有企业位于行业上游这一较为普遍的行业结构，国有企业的最优国有持股比重同时受下游最终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和政府改革目标的复合结构影响；（4）行业上游混合寡头市场竞争的内生时序与下游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无关，且对上游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不同的竞争均衡情形来说，改制并非始终是最优选择；（5）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转移支付制度、对外开放政策等之间存在关联效应，并进一步影响到最优企业税收制度；（6）中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确带来企业经营效率的提高和税收贡献的增加，但这以牺牲社会稳定即降低国有企业冗员率为代价，上述改制效应受到诸多企业和行业层面因素影响并存在动态特性。 根据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关于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要求，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国退民进”和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的“国进民退”，两者只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最优国有持股比重、优先改制顺序、配套政策等问题对其同等重要。国企改革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受外部政策环境、内部企业管理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本文仅从产业组织视角对国企改制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只有根据企业和行业影响因素选择最优的改革顺序和国有持股比重，并充分发挥配套政策的关联效应，方能实现社会福利极大化等预期改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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