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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信息

  • 会议名称:

    中国人口学会2016年会

  • 召开年: 2016
  • 召开地: 厦门
  • 会议文集: 中国人口学会2016年会 论文集
  • 主办单位: 中国人口学会
  • 出版时间: 2016-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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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王培安,
    • 会议名称:中国人口学会2016年会
    • 2016年
    摘要:从1949年至1990年,中国人口走过了三峰两谷、大起大落的发展轨迹.人口事件是长周期事件,只有这个阶段出生人口的生命周期结束以后,人口发展轨迹才会归于平静.这就决定了21世纪中叶以前的人口变化十分剧烈,各类人口问题集中爆发.特别是在我国\"十三五\"开局之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完善生育政策迈出关键性步伐,人口发展将经历许多重大转折性变化,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全面、深刻、长远的影响.21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口发展能不能实现内部和外部均衡,取决于目前和今后的生育水平,需要现在就作出正确的决策和引导.在这种背景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研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人口发展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好新形势下的人口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中国人口学会要团结广大人口理论工作者和实践者,抓住机遇,识变、应变、求变,扎实努力,不断探索,繁荣人口科学研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与家庭和谐幸福。建议坚持理论创新,积极回应人口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坚持国际视野,不断丰富中国特色人口科学理论体系、建设人口发展领域智库,做好支持决策工作。
  • 摘要: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1935年在《地理学报》发表的《中国人口之分布》开启了中国现代人口地理研究的先河.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民族人口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传统的分布区域.长期以来,中国民族人口分布的最基本格局是:汉族主要分布在中原及东南沿海地区,少数民族则主要分布在西部边疆地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迁移规模日益扩大,传统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正逐渐发生改变.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迁移,尤其是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变动,与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乃至边疆巩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对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格局及其变动的研究应引起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本文通过梳理1953-2010年期间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民族人口数据,系统构建1953年以来中国人口普查县级单元的空间数据库,依托GIS空间统计分析技术,计算和分析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格局,尤其注重考察“胡焕庸线”两侧民族人口的分布变动规律、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以期为引导民族人口有序流动、促进人口科学合理布局及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参考。
  • 摘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同样,建设健康中国要以人口健康文化为支撑,没有人口健康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就没有健康中国的实现.\"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建设健康中国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十三五\"规划明确要求: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一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规划把全民健康作为全面小康的重要指标,是尊重人权、关注民生、祈求民福的生动体现.指标先进,任务艰巨,使命光荣.不仅卫生计生系统要举全系统之力,各相关部门和全国人民,都要积极支持,主动参与,着力发展和普及人口健康文化,培育全新健康理念,优化生活方式,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大力发展人口健康文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坚守民族文化的本源,传承民族文化的优秀内核,确立民族文化的本土基础,同时要以全球视野,面向文化开放的时代,学习吸纳消化外来优秀文化,用国际社会的共同精神丰富有中国特色的包括人口健康文化在内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力发展人口健康文化,要有敬畏和关爱生命的强烈意识,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海纳百川,广收博采,集宗教、哲学、人口、医学、饮食等多种文化元素为一体,形成多元一体、多元通合的人口健康文化学。人口健康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必将实现对健康中国建设的大促进,大提升,人口健康文化进万家,家家开放幸福花。此事关乎民生,系于国运。肩负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实际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和教育、文化各界人士,责无旁贷,任重道远。
  • 摘要:2015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是中国人口生育政策从数量控制向人口结构调整的重大导向转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男孩偏好的生育观念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导致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持续的累积效应使得目前中国的人口性别结构问题集中反应为性别失衡(李树茁,2013).在此背景下,21世纪以来婚姻市场上的男性过剩程度日益加剧.据估计,从2016~2046年,中国平均每年将新增120万~150万的过剩男性人口.直至2060年以后,增长趋势才平稳,每年将约新增50万(姜全保,2010).而由于\"梯度婚配\"模式的存在,那些社会经济地位相对低下、社会资源比较匮乏、居住在贫困农村地区的男性更容易成为婚姻挤压的对象(韦艳、张力,2011).本研究以婚姻挤压为背景,通过分析非正式社会支持对农村男性生命质量的影响方式发现,婚姻挤压对农村男性的生命质量有负面影响,年龄在28岁及以上、有婚姻挤压感受的农村男性的生命质量较差;另外,非正式社会支持独立于婚姻挤压对农村男性的生命质量有直接的增益效应,工具支持中有弱关系、感知社会支持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农村男性生命质量的提升;同时,非正式社会支持还会缓解婚姻挤压对农村男性生命质量的负面影响。其中,工具支持和社交支持可以缓冲年龄对农村男性生命质量的负面影响,而感知社会支持可以缓冲婚姻挤压感受对农村男性生命质量的负面影响。但需注意的是,社交支持还会增加婚姻挤压感受对农村男性生命质量的负效应。
    • 作者:叶文振,
    • 会议名称:中国人口学会2016年会
    • 2016年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建设.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学科,人口学也需要根据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进行完善.鼓励和推动人口学进入女性研究领域,对于整合和利用人口学的学科资源、繁荣女性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因为女性在大多数人口变动过程中是主体力量,许多人口现象内含着社会性别关系,还因为人口学有着比较长的学科发展历史,其丰富的理论、范畴和分析方法是可以加以改造运用的.但是,人口学也有学科上的局限性,尤其是进行女性研究时,这些局限显得更加突出,突破这些局限也就成为人口学要加快完善的重点内容. 要正确发挥女性人口学的学科作用,还需要加快学科本身的完善,把学科的局限转化为学科的优势,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首先,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和面对本学科的不足。其次,要强化女性人口学的社会性别意识分析。最后,继续倡导女性人口学的本土化。
    • 作者:张韵,
    • 会议名称:中国人口学会2016年会
    • 2016年
    摘要:老年群体的健康问题既是制定相关社会政策的基础,同时也是老龄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保障.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探寻我国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健康不平等是指:\"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比处于有利地位的社会群体具有更差的健康状况,且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Braveman,2006).\"具体说来,健康的差异不仅存在于个体与个体之间,还存在于社会群体以及社会阶层之间.不同的社会群体、阶层由于掌握社会优势资源的数量和程度不同,呈现出结构性的社会不平等.因而优势群体、劣势群体以及社会阶层之间表现出的健康差异实质上是社会不平等的结果.已有研究证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之间健康存在显著差异(Black,et al.,1980;Feinstein,1993;Mackenbach,et a1.,1997).也有大量研究从社会经济地位的内涵,譬如社会资本、收入、教育以及城乡区域等方面分析导致健康不平等的原因和影响机制.然而,这些因素虽然可以解释社会群体、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但不能解释群体内部、阶层内部之间个体的差异.换句话说,宏观社会因素不能完全解释个体差异.因此,需要谋求一个衔接社会宏观因素和个体行为因素的中间变量,以更合理地解释健康不平等.
  • 摘要:生育作为个体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对父母的主观幸福感有巨大的影响.作为生命繁衍和家族延续的方式,生育被普遍认为会对父母幸福感产生正面的影响.在我国更是一直有着\"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这与我们长期以来以小农耕种为主的经济活动方式有关.更多的孩子尤其是男孩,意味着在非机械化生产下更多的劳动力.同时传统上以家庭为主的养老力式,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对更多子女特别是儿子的偏好.而在西方早期的基于理性选择的经济学理论也认为,生育更多孩子会给父母带来主观上诸如经济保障、利他情感等正面感受,从而有利于提高父母的幸福感(Leibenstein,1960).\r\n 从实证上的意义来讲,本研究丰富了在中国情境下生育与个体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讨论。研究发现孩子数量对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既随着父母生命周期变化,也随着父母的生命历程发生改变。前者的变化主要受孩子经济价值属性改变的影响,即在父母比较年轻时孩子通常较小是家庭在经济和时间上的“负担”,而当父母进入中老年时期孩子对父母的养老支持和精神上的陪伴使得他们又变成家庭的“财富”。而后者的变化则受到外在的宏观环境和政策与内在的人口转变因素的综合影响。相对而言,子女的性别结构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在各个时间维度上的趋势并不太明显。\r\n 从政策上的意义来讲,本研究虽然显示孩子数量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变得逐渐微弱,但是更多的孩子仍然有利于父母的养老安排,从而有助于提升他们在生命晚期的幸福感。同时,现阶段孩子数量对父母幸福感较微弱甚至负面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抑制。可以预计在实施全面两孩的政策下,更多的孩子可能会更大程度提升父母的幸福感。在这样的背景下,鼓励夫妻生育二孩从长远的角度既有利于个人对幸福这个终极价值的追求,也有利于整个社会应对老龄化的挑战。此外,本文也并没有发现生育男孩对父母幸福感有显著促进作用,反而是儿子会对城市父母中老年后的幸福感产生负面作用。因此,也需要正确引导破除男孩偏好,从而有利于整个社会性别结构恢复到正常健康水平。
  • 摘要: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公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6.15%,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0.47%,分别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提高了2.89%和1.60%.在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的背景下,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受到社会和学界的关注.西方的研究较早关注了健康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系,国内的相关研究同样发现,健康状况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此外还有经济、社区照顾、居住条件等其他因素也在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现有的一些研究将健康作为生活质量的一个部分进行分析,但是实际上,健康和生活质量是不同的概念.除了健康以外,其他变量是如何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的,这些变量的影响机制及中介作用或调节作用如何,这类问题的研究还相对缺乏.我国的老龄化伴随着少子化和家庭小型化过程,因而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家庭的支持.为了进一步弄清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以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为基础,尝试分析家庭支持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 摘要:在人口转型和流行病学转变的共同推动下,慢性病代替传染性疾病、母婴疾病成为了当前威胁人们健康和生命的主要疾病类型.慢性病对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多重负担,其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低治愈率的疾病特征使得人们一旦患病就会遭受健康的不可逆转性和生活质量的下降;其治疗的长期性令个人、家庭和社会背负了巨大的医疗负担;其发病年龄由老年人向中年人群体的转移,使国家蒙受了劳动力人口的损失.慢性病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的关注,在学术界,阿布德尔·欧姆兰1971年提出了流行病学转变理论来解释和预测慢性病的发展趋势;在公共卫生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将预防慢性病作为一项至关重要的投资,世界经济论坛也将慢性病列为重要的全球风险之一.\r\n 引起慢性病的原因,主要是人们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心理上的焦虑,然而生活方式并非是人们的自由选择,对于某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受限于其所处的社会阶层和资源获取的能力。本文正是基于慢性病蔓延的社会背景,将使用CHARLS2013年数据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对中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状况的影响及其机制。\r\n 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更容易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城镇户口、较高的教育水平、在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的人,相比农业户口、文盲和农民有更高的可能性患病。对于这一关系的分解显示,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有较少的平均睡眠时间,同时有更多的人喝酒,这些是对影响心脑血管疾病患病情况不利的行为方式;其他相关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发现公务员人群的吸烟率较高,科技人员吃早餐的比例较低,仅有78%左右,这两类群体的睡眠时间也低于其他群体。科技工作人员每天静坐时间为6小时及以上者所占比例在所有职业群体中最高。从职业上看,脑力劳动者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可能性远高于工人和农民,这与其体力劳动较少、工作压力较大、精神紧张有关,引起应激性疾病。然而较高地位的人有更好的心理状态,无聊感和孤独感较少,同时他们的生活条件更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不同地位群体间的差异。行为方式、心理状态和生活条件可以解释约10%的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在心脑血管疾病患病分布上的系统性差异。\r\n 对传统型慢性病而言,总体上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更容易患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文盲、农民相对于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受雇于企业的员工,具有更高的可能性患病。对于这一关系的分解显示,高教育程度的人更少的吸烟,同时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受雇于企业的员工相对于农民有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些有利的因素大约可以解释16%的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在心脑血管疾病患病分布上的系统性差异。
    • 作者:曾永明,
    • 会议名称:中国人口学会2016年会
    • 2016年
    摘要:人类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即是人地关系持续相互作用的过程.人地关系中,尽管两者的本质特征都是\"运动和发展\",但相对来看,地处于相对静态,人处于相对动态,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动态的人更加困难也更具意义,而人口(空间)分布的研究是其重要方面(曾永明,2014).作为人口过程的重要属性,人口分布是人口过程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随着全球环境变化以及区域人口数量的扩增和结构的改变,关于人口分布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者和政府的重视,这对于人口管理、资源配置及政策制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人口过程的空间属性,人口分布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关于人口分布的研究也层出不穷。不过梳理有关人口分布的研究发现,人口分布本身的“分布规律”研究视角几乎无人问津,本研究就以此为切人点,对中国分县尺度人口密度的概率分布规律进行模拟和预测。这个视角与之前的研究是完全不同的。在人口学预测方面,大多是围绕数量或结构,比如区域人口总量、老龄化率和人口红利等,而关于人口分布方面的预测比较鲜见。而在生育率相对低稳的情况下,总量预测的现实指导意义相对有所下降。随着人口流动化加强、城市化加快和集中化加剧,人口密度的分布预测就显得很重要,因为中国新一轮的城镇化正在加速推进,而人口在大、中、小城市的分布历来不均衡,几乎都是集中于大城市,大城市的主城区即是人日密度高值区,偏远山区的县市则是人口密度的低值区。如果能对未来一段时间内这些区域的人口密度分布变化进行估计,对于人口流动、迁移和分布应该比单纯的人口总量趋势分布更有意义,本文分析了这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也预测了较为翔实的统计数据。
    • 作者:社本峰,
    • 会议名称:中国人口学会2016年会
    • 2016年
    摘要:近几十年来,出现许多旨在影响或评估那些以这样或那样方式影响家庭的家庭政策和项目的研究.一些研究描述了政策如何实施和政策对目标人群的显要效果,而其他一些研究则收集相关信息来制定新的政策或项目,笔者将对这些进行简要回顾和比较,然后,为其发展和应用提出一些理论基础.笔者对上述总结概括为:家庭评估研究(family evaluation research )、家庭影响分析(family impact analysis )、家庭政策的研究(research for fami-1y policy)和家庭政策倡导(family policy advocacy ),虽然相关,但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他们要求家庭政策的研究者表现出不同的角色行为。家庭政策的研究检验给定的家庭结构或模式对个人和社会来说是否有功能性障碍这个假设;家庭政策的研究可能证实也可能证伪给定的结构和运作模式有问题的假设;家庭政策的研究成为制定政策和开发一个或多个项目推进为政策的基础。选择和交换理论为谁得到什么收益或成本提供了一些有深度的见解。如果一种行为结构或模式会对某些群体产生或潜在可能产生一些成本而对其他群体可能带来收益,研究者应该努力表明谁获得了收益谁承担了成本。如果同一人群在某方面既获得收益又支付成本,应进行详细说明。
  • 摘要: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高,这是由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工业化战略造成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制造业面向国际市场凭借自己在劳动力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提高了自己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与之相反,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贸易中呈现逆差,反而受到了国际市场的挤压。导致两者出现反差的深层次因素是中国的人口结构。一方面,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总量;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把大量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而由于人口迁移政策方面的限制,农业转移劳动力更多是以农民工身份转人了第二产业。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中国合理地选择了以出口导向型和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工业发展战略,成功实现了长期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可以说,正是全球化的发展战略造成了中国制造业比重高、服务业比重低的现状,而该战略的合理性就根植于中国的人口结构。与此同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低也不利于生活服务业的需求扩大。随着中国人口结构转型特别是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上述情况都将发生根本变化。通过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作用机制,未来人口老龄化将给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带来新机遇。人口结构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将从过去的抑制转为促进,不仅生活服务业将因老年人的刚性服务需求增长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生产性服务业也将随着劳动力资源察赋的变化,在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增长动力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的过程中,得到迅速发展。消费包括服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越来越强。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迎来快速上升期,而服务业就业的比重会上升更快。从上述研究结论中可以得到两点政策启示:第一,中国持续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出口导向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增长,存在着客观的人口结构基础,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二,要把促进服务业发展与保持经济增长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
  • 摘要: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的逐步加快,老年人口在我国人口中的比重逐步上升.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超2.22亿人,占总人口的16.1%,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超1.43亿人,占总人口的10.5%.据估算,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水平将在2020年达到17.8%,2025年更将达到21%(任强、侯大道,2011).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水平的进步,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也在持续延长,根据\"六普\"资料计算,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一方面,当老年人口跨入老年阶段后仍然有几十年的生命历程,余下时间的所为、所学、所养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途径,也是老年人提升自身生活状态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随着老年人口的快速膨胀,人口寿命的不断提高,养老压力和社会负担也在不断加深.因此,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是提升自身收入、防范养老风险的重要表现,也是积极参与社会,发挥余热的一部分.本研究从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情况入手,重点研究了非劳动收入对老年人是否参与劳动的影响,尤其探讨了对城市和农村老年人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比例要远远高于城市,年龄、性别、健康水平都对城市和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有重要影响。对城市和农村分别来看,城市主要受到受教育水平和非劳动收入的作用,伴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收入的增加,城市老年人慢慢会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并没有如以往学者所言出现高教育水平在劳动参与上的反弹;在农村中,非劳动收入并没有显著影响,劳动参与状况并没有随着经济条件与教育水平的变动而又显著变化,反而有配偶的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更为强烈,家庭与健康的影响则更为重要。但是在本研究中,是否有其他影响劳动参与的变量并没有被放入模型中进行检验,受教育水平与非劳动收入是否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以及是否年龄的增大导致了非劳动收入的提升从而才降低了劳动参与的可能,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 摘要: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以来,我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开始步入快速增长的轨道.居民财产性收入总额从2007年的3002亿元快速增长到2014年的21718亿元②,累积增长623%.财产性收入逐渐成为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并在提高居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随着财产性收入的快速增长,劳动性收入在提高收入水平中的作用正在持续下降.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情况下,人们的劳动供给是否会随之下降?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hina Family Panel Survey ),运用反事实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有财产性收入和没有财产性收入情况下的劳动供给差异,评估扩大财产性收入人群范围,允许当前没有财产性收入的人获得一定量财产性收入后的劳动供给的变化情况。在分析全国平均情况的基本上,进一步对财产性收入影响劳动供给的作用区分城乡和性别,探索不同人群的影响差异和内在机制。总体来讲,近年来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人们的劳动意愿和劳动供给也在发生快速的转变。而未来一段时间,伴随着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份额的继续增大,其对劳动供给行为也将产生持续性放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这一新趋势将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产生长久深远的影响,研究家庭财产性收入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 摘要:大规模的劳动力城乡迁移,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显现的特征.截止到2015年年底,中国的迁移劳动力已达到2.77亿人(国家统计局,2016).伴随着劳动力迁移规模的扩大,近年米中国离婚率加速上升.在1985~2013年的27年时间中,粗离婚率从0.55‰上升到2.57‰;离婚人数也从1985年的45.79万对上升到2013年的350万对,升高了7.6倍.厘清劳动力迁移过程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不仅可以丰富已有的关于劳动力迁移和家庭发展的理论,而且对决策部门应对流动人口家庭发展、社会融合和日益显现的高离婚率等社会问题有重要借鉴意义.针对目前研究较多的外出务工对迁移劳动力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本研究从迁移选择性视角,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了重新解释。以往研究将外出务工作为一个即发事件,而在本研究中关注外出务工的过程。研究发现,迁移选择性也是提高迁移劳动力离婚率的重要因素。迁移选择性不仅基于收人水平、年龄、文化程度等因素,婚姻状况更会导致不同的迁移选择。处于离婚状态的人更容易外出务工,并且随着外出务工时间的延长一部分已经再婚的逐渐退出了迁移劳动力队伍。在调查统计上就表现为,在外出务工的前三年,迁移劳动力的离婚率较高,随着外出务工时间的延长,处于离婚状态的迁移劳动力比重逐渐降低。可见,外出务工是部分准离婚状态的人脱离婚姻的一种手段,也说明劳动力迁移本身的选择性也是提高离婚率的重要因素。
  • 摘要:20世纪90年代初,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一分配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主择业转变,1999年后全国高校扩招,大学毕业生就业人数迅速增加,促使学界、政府和高校把关注投向了大学生是否顺利就业或者就业率高低上,而对大学毕业生在顺利就业的前提下,如何调整他们的就业导向和结构,进而提高他们的就业质量,却重视不够,研究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更多兼顾就业质量的公共就业政策的出台.本文将在多个高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就业工资水平、就业单位类型和主观满意度方面衡量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搭建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主要解释变量的理论框架,分析这些因素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作用方向、程度和机制,以期对进一步改善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思路和举措有所借鉴.
  •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低生育水平已经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常态,相继实施的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并没有使我国的生育水平出现明显回升.面对我国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力短缺问题,如何有效提高生育率,使人口发展恢复到健康水平,是笔者关心的问题.多年来,我国政府较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生育数量的控制上,缺乏支持家庭生育的政策.家庭作为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育政策中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为了应对过低生育率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开始制定和实施支持生育的家庭政策.经过多年发展,家庭政策在越来越多的低生育水平国家制定与实施,形成了一系列与生育相关的家庭政策体系,近些年部分国家的生育率得到有效回升.本文以家庭生育为主题,拟对低生育水平国家促进生育的家庭政策进行比较研究,以期为我国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提供参考。提高生育率需要家庭生育的时间支持、家庭生育的经济支持、重视区分孩次的政策设计、重视影响生育的多重原因。对不同国家促进生育的家庭政策进行比较后发现,直接以现金补贴为主的家庭政策形式,其效果可能不尽如人意,生育的家庭更需要为儿童提供的照料服务以及为就业女性提供工作保护政策,优化丈夫与妻子照料角色的分担以及调节工作与家庭矛盾是未来生育促进需要重点关注的部分。这些都给予我国未来生育政策调整有益的启示。
    • 作者:周宇香,
    • 会议名称:中国人口学会2016年会
    • 2016年
    摘要: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生育率逐渐下降,缩小的生育空间和传统文化中强烈的男孩偏好使得人口出生性别比日渐上升,到2010年时我国出生性别比已高达118.过高的出生性别比产生了诸多人口、社会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对其形成机制和后果的广泛关注.在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研究中,因出生性别比偏高而引起的婚姻挤压(Marriage Squeeze)是学者们较为重视的研究领域.婚姻挤压的测量与分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本文利用按龄婚姻性别比、基于调和平均假设的婚姻挤压指数及其因素分解来研究我国近年普查数据中的婚姻挤压状况,研究结果充分说明了性别年龄结构因素和婚配模式等非人口因素在婚姻市场上的重要作用,性别年龄结构因素是婚姻市场自组织自调解的自然机制,而婚配模式等非人口因素则是婚姻市场的社会经济机制,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制衡形成了婚姻市场的制衡机制。从人口变动的角度看,未来中国生育率将趋于稳定,人口出生性别比也会逐渐恢复正常水平,这种变动将会利于婚姻市场的男性婚姻挤压得到缓解,使得婚姻市场趋于稳定和平衡,另外城市化、现代化所带来的人口在空间上的流动也给婚姻市场注入了活力,扩宽了人们的择偶空间。但是婚姻市场的自我调节过程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只有适当地借助社会经济手段来介入,才会使得婚姻市场发展更为均衡。如我国现在出生性别比仍处于偏高的状态,如若不借助一些政策来调节人们过高的男性偏好,势必使得未来婚姻市场上的男性婚姻挤压持续偏高。因此这两种调节机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两者都健康发展,我国婚姻市场才能够健康发展。
    • 作者:郑嘉,
    • 会议名称:中国人口学会2016年会
    • 2016年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4374万人,占总人口10.47%,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上升1.60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占比8.54%的少数民族人口是我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发展等原因,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整体年龄结构要比全国人口年龄结构年轻.但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比例达到10.50%,超过国际上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0%的老龄化标准,说明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整体上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问题在结构、空间分布等方面均有其特殊性.因此,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研究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的重要组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主要利用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在结构、民族差异、空间分布等方面的现状特点进行系统地分析。当前,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应引起重视;认识其结构、族际差异性、空间差异性是积极、科学应对老龄化的基本前提;在应对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应关注部分民族、农村、边境、民族地区等重点区域。
  • 摘要: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是党中央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考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尊重人口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作为相对特殊群体,军人家庭是全面两孩政策的受益对象,也是服务保障的关注重点.近期,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了解等形式,统计分析军人家庭情况,了解掌握了他们的基本考虑和生活现状.军人家庭对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基本态度为积极响应,普遍支持、顾虑较多,喜忧参半、放开生育愿望强烈。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影响了军人家庭对计划生育的理解认知、改变了军人夫妇对家庭发展的建设规划、刺激了军人家庭对婚孕育教的系列需求。建议抓好国策宣讲,正确疏通引导、做好服务保障,满足军人需求、强化计生管理,维护部队稳定、加强工作探索,搞好军地街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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