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企业(家)犯罪治理的政策研究

摘要

民营企业，一方面，从非法经由公有制经济“有益的、必要的补充”，迄今占据国民经济的过半江山，对国家发展和民生幸福的重要意义越发突出。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家)犯罪不仅节节攀升，远高于同期国企(负责人)犯罪，而且涉及一系列深层次的原因，亟须从转变政府职能和加强社会治理入手进行系统的抗制。我国有重主义传统，不论出现哪个方面的社会问题，第一反应就是入罪，然后是加刑，再不济就是“死刑在哪里”。然而，刑罚只是犯罪治理的保障性反应，不仅要和其他反应组成反应体系，而且要在用刑经济的原则下，以法益恢复为目的组成自身的反应体系。抗制民营企业犯罪的堤坝系统，市场经济及其公司制度构成公司(犯罪)治理的主要基础，相关的刑法规制属于犯罪治理的最后手段。如前文所言，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甚至存在严格区分国有抑或民营的企业制度，导致民营企业治理系统存在严重的制度洼地。相关的制度洼地，不仅破坏了民营企业治理的制度基础，而且引发了严重的以钱买权，以黑道弥补政府反应的贿赂、涉黑犯罪。因此，当代中国的民营企业犯罪治理，不仅要考虑到个人(包括法人)的犯罪素质和利益比较，而且要考虑到相关制度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