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的受辱:民族主义与创伤记忆

摘要

辜鸿铭在1921年底所写英文自传中将他1881年在新加坡与马建忠的见面作为"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他由此"重新变成了中国人".但本文通过考证"当事另一方"的马建忠及与之同行的吴广霈的日记,可知这场会面不过是辜鸿铭的文学虚构."重新变成了中国人"并非经由一个仪式性"事件"而完成,毋宁说是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事件的累积,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事件却可能因其带来的永志难忘的身体受辱感而被压抑在记忆深处,并不时以激烈的变相形式作用于他的批评文字:当辜鸿铭为自己受西方殖民者凌辱的国土辩护时,作为国家的身体的国土就变成了他自己曾经受辱的身体,他从这种意象重叠中感到一种切肤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