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土鲁番与中原之人员往来与经济交流

摘要

本文以明代土鲁番地面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人员往来和贡赐贸易为中心,分永乐三年至成化八年、成化九年至嘉靖七年、嘉靖八年至明末三个阶段,对明代土鲁番与中原地区的人员往来及贡赐贸易之盛衰及其缘由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综上所述，土鲁番与明朝间的人员来往与经济交流，不完全受双方政治关系的制约。甚至当双方政治关系走入低谷之际，恰巧是土鲁番贡使入关较为频繁，而明朝派官员前往土鲁番交涉交还哈密忠顺王及王印之时。以商人为主的土鲁番贡使，基本上以求贡获取明朝方面丰厚的经济回赐及从事贸易交换为要务。至于宣德朝至正统朝初期，有相当数量的土鲁番头目迫于东察合台汗国的入侵，请求内迁，当是特例，而明朝派往土鲁番的使臣，永乐朝时多以宣扬明朝之恩威为要务，成化以后则多为向土鲁番速檀索还哈密忠顺王及王印为使命。 明永乐朝后期，京畿北移今华北的北京，明王朝国家的整体国防重心已从汉唐时期的西北移往北方和东北，西北的地缘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嘉靖时的宣大总督翁万达奏曰：“边镇京师屏蔽设险守要，惟在审形势，酌便宜而已。盖天下形势重北方，以邻虏也。而我朝与汉唐异，汉唐重西北，我朝重东北，何者？都邑所在也。汉唐都关中，偏西北，故其时实始开朔方城受降，不但已也。我朝都幽蓟，偏东北，则皇陵之后，神京之外，其所以锁钥培植以为根本，虏者可但已哉！……。” 再者，嘉靖七年，明朝“置哈密不问”，退守嘉峪关，明朝与西域的关系走入低谷，土鲁番包括西域逐渐淡出明人的视野，至明末有关土鲁番与明朝间的人员往来、经济交往，鲜见于传世的明代官私汉文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