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的发展轨迹、方向及其问题

摘要

“大学”作为现代学术组织与教育社群,在近代西方成为一个普遍发展的历史现象出现,我们要探讨:欧美大学发展的轨迹如何？主要方向如何？有何问题？这些问题对于21世纪的大学生有何启发？我们也要回顾:战后台湾高等教育发展轨迹如何？它主要方向如何？有何问题？19世纪社会学大师韦伯认为,清教徒革命后的生活方式与工作精神比较容易完成资本的累积.韦伯从世界史的角度来思考近代西方“理性化”如何可能的问题.韦伯认为基督新教禁欲主义的新伦理,是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精神基础.韦伯分析清教徒信仰中的与宗教改革以前名为亚伯拉罕的农夫很不一样.清教徒深知乐园已失去,唯有在现世中努力工作才能彰显上帝的荣耀.韦伯说西欧“宗教合法化”过程中的“除魅化”,导致近代西方文明生活秩序与价值领域无法解决的冲突.因此,西方资本主义“理性化”是一段悲剧性过程,因为它导致诸多价值理念的冲突,使个人的生命意义受到压缩.19世纪以后,研究型大学在欧洲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变迁中都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是技术、经济的变迁,创造了新的生产模式,建构了新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新的雇用关系),技术的进步也影响了自然环境.其次,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加速了社会变迁,也冲击高等教育,要求高等教育必须响应社会变迁的需求.此外,欧洲对新政治秩序的追求,提出新的社会议题与文化议题,造成民族国家的出现,也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至深且巨.现代大学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变迁密切互动,由于“全球化”趋势所导致的高等教育的竞争,世界各国纷纷挹注特别预算,以迈向“一流大学”为目标.但是,所谓“一流大学”是一国国力历经数百年努力累积的成果,并不是一蹴可几,例如:哈佛大学创于1636年、牛津大学创于1167年,这些“一流大学”都是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成果累积而成.海峡两岸的大学应该以更大的耐心期待世界“一流大学”的产生.战后台湾高等教育的现象与方向有二方面:一是教育“主体性”的错置,二是“国家”力量的干扰.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消极意义的“教育自由化”着眼于促进教育的“松绑”.但积极意义的“教育自由化”则应该使人“自我解放”,高等教育应从政治力与经济力的纠缠中挺立,走出自己的道路,开创学生生命的格局,这才是更具有积极意义的“教育自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