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法”、“机”:《新工具》最早传入中国的三种形态

摘要

《新工具》文本在中国的传播始于慕维廉和沈毓桂翻译的《格致新理》、《格致新法》、《格致新机》。相近文本的不同译名反映了译者对《新工具》与中国智识语境进行的调适。《格致新理》将培根思想置于中国传统理学思想中,《格致新法》展示了培根归纳法作为一种科学方法的实用性,《格致新机》则迎合了中国文人群体"中体西用"的智识背景。同时,"理"、"法"、"机"三种形态的切换反映了用中国原有词语翻译西学思想的困境,以及其时文人群体在追求实用性的同时对方法论问题的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