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过剩通勤的相关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摘要

在不改变目前城市结构的前提下,通过模拟居民的居住与就业区位的最优组合获取理论上的最小通勤,过剩通勤是实际通勤成本与最小通勤成本之间的差值,它反映了城市通勤效率和潜力。利用线性规划函数,以广州市为例,利用2001年和2005年家庭调查问卷数据,计算两年的过剩通勤分别为58.41%和44.74%,这部分通勤是可通过优化居住与就业的区位组合而理论上可节约的。过剩通勤与家庭社会经济特征有关,尤其与家庭收入、户籍类型、住房产权和类型等密切相关,家庭结构分化和收入分化是产生过剩通勤的重要原因。除受模型假设产生的误差影响外,过剩通勤的产生还受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城市规划与建设及个人的居住与就业偏好等因素的影响;住房、国企和土地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导致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重组、城市规划较少关注小区域范围内居住与就业的平衡、个人的择居和择业偏好的变化,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对过剩通勤的产生和扩大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