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遗忘——对沃尔夫冈·科彭的小说《罗马之死》的文化学探讨

摘要

文化学在德国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而是探讨对人文科学进行革新的可能性及其理论方法的总和，它尝试以跨学科的视角来探讨某些人文学科比如说文学研究中的理论、方法和构想的基本框架问题，这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而这种视角之一便是开始重视文学和记忆之间受到历史和文化各方面影响的相互关系。 将“记忆”作为一个非生理意义上的概念来进行系统研究始于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他将“集体记忆”这一概念引入到了社会心理学领域中并指出，个体只有在社会化过程中才可能获得属于自己的记忆，同时，集体通过决定其成员的记忆的方式来获得并保有其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必然具备以下几个特点：它在空间和时间上是具体的，它专属于某一集体，决定着这一集体对自身主体同一性的认知，同时它又是可以被重构的。 德国的埃及学研究者扬·阿斯曼发展了哈布瓦赫的观点，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并将“记忆”引入到了文化学的研究领域内。扬·阿斯曼认为，每个文化体系中都存在着一种“凝聚性结构”，它包括两个层面：在时间层面上，它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其方式便是把过去的重要事件和对它们的回忆以某一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并不断使其重现以获得现实意义；在社会层面上，这种凝聚性结构包含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而这些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东西又是从对共同的过去的记忆和回忆中剥离出来的。这种凝聚性结构是一个文化体系中最基本的结构之一，其意义在于使所有成员对此文化体系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定义自己和这个集体。这种凝聚性结构的产生和维护，便是“文化记忆”的职责所在。 扬·阿斯曼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文化记忆”进行了阐释：首先，文化记忆的内容是关于集体起源的神话以及与现在有绝对距离的历史事件。对这些内容进行回忆的目的并不是要将其客观地重现，而是要论证集体的现状是合理而必然的，从而达到巩固集体的主体同一性的目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历史事件（或其中的某些细节）会被遗忘——它们对集体的主体同一性是无足轻重的甚至是颇具威胁性的。其次，文化记忆的传承一定是遵循着特定而严格的形式的，并且需要一套自己的符号系统或者演示方式作为支撑，其中节日和仪式是文化记忆最重要的传承和演示方式。节日提供了让所有集体成员亲身参与到仪式的演示中的契机，使其有机会获得或者温习集体的文化记忆，并以此来确立或者巩固自己作为集体成员的地位，而对集体来说，它也正是通过仪式的演示来使自己的文化记忆不断重现并获得现实意义，同时也将其文化记忆植入到每个成员身上从而保有自己的主体同一性。最后，集体中的某些成员在对文化记忆的掌握和阐释上享有特权。由于文化记忆对集体的主体同一性起着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所以它的存储和传播都会受到严格控制，对这一控制权的掌握一方面意味着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权力。 沃尔夫冈·科彭的小说《罗马之死》出版于1954年，是其创作于战后的长篇小说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来自于同一座德国城市，此刻他们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聚集到罗马：前纳粹党卫军将军尤德扬计划在罗马为某个阿拉伯国家购买军火，并想借此机会与他的妻子、同样也是狂热的纳粹分子的爱娃会面。爱娃的姐姐安娜和姐夫普法夫拉特以及他们的小儿子迪特里希于是陪伴爱娃来到了罗马。同时，普法夫拉特的大儿子西格弗里德的交响乐即将在罗马进行首演，而这场音乐会的指挥者、同时也是西格弗里德在音乐上的领路人的库勒贝格事实上是纳粹时期的受害者：他妻子依尔莎的父亲因为是犹太人而被纳粹分子逮捕并死于集中营，而这正好发生在普法夫拉特担任地方政府长官期间。西格弗里德虽然早就切断了自己与家族的一切联系，但却一直背负着家族和整个德国历史带给他的负罪感，并试图在音乐中找到如何对待这种沉重的过去的答案。与西格弗里德的处境相似的是尤德扬的儿子阿道夫，而他的选择是投身于天主教来切断与过去的联系，作为副主祭的他期望在罗马被授予牧师的圣职。与西格弗里德和阿道夫不同的是，家族和德国的过去并没有给迪特里希造成任何负担，他和他的父亲一样只关心如何在新的权力体系中飞黄腾达，而他的父亲显然已经为他做出了榜样：普法夫拉特在战后不但没有因为他在纳粹统治时期的罪恶得到惩罚，反而通过民主选举当上了市长。 小说中这些人物不同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之间交错复杂的关系事实上都与他们各自或共同的过去以及他们对待过去的不同态度有关。论文也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对这部小说进行了分析。本论文由三大部分组成： 论文首先探讨了“过去”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部分的意义在于通过论述过去的产生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来为整篇论文奠定一个基调。“过去”产生于当事人对过往的回忆和反思中。在小说中，不管是作为纳粹时期施暴者后代的西格弗里德还是作为受害者的库勒贝格夫妇都对自己过往的经历保持了沉默，他们的过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不可见的。而同时他们又是对方过往经历的直接见证者，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让对方不得不回忆这些经历，而通过这样的回忆，那些过往的经历不但被重现而且获得了现实意义，他们的过去也便真正成为了一种必须得到承认和正视的存在。 论文的第二部分由第二章和第三章组成。这一部分主要探讨了回忆与主体同一性的关系以及由此推出的关于过去是可以被重构的问题。回忆对个人和集体主体同一性的建构都起着重要作用。小说中的人物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与对过去的回忆进行抗衡：西格弗里德选择了音乐创作，阿道夫选择了遁入宗教，尤德扬选择了将自己置于某一权力体系内，库勒贝格夫妇则选择了对过去保持彻底的沉默和压抑。但是他们试图遗忘的过去总是不断地出现在他们的回忆中，并以此使他们无法获得一个确定和稳定的主体同一性。而普法夫拉特是小说中唯一可以将回忆控制在不对自己的现在造成影响的状态下的人，但同时他也为这种掌控付出了代价：他对现实表现出的是一种无条件的适应，而这实际上是对自己作为个体的主体同一性的放弃。 集体成员对集体共同的过去的认知和认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集体主体同一性的稳固与否，因此集体的文化记忆作为这种过去的载体必须要得到传承和接受。论文在这一部分中着重考察了集体成员如何在与其他集体的交往中认识到自己的存在首先是作为集体成员的存在，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对集体共同的过去以及建构在这种过去的基础上的行为准则和价值体系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可能出现两个结果：集体成员对集体的归属感最终上升为对集体主体同一性的认同，或者相反的，集体成员最终放弃了对集体的归属感。小说中的西格弗里德便选择了第二条道路。集体的文化记忆通过其成员共同使用的语言和共同参与的仪式得到传承。对这种语言的态度可以从侧面反映语言使用者对集体的主体同一性的态度：尤德扬的坚持使用纳粹时期语言的态度和西格弗里德拒绝使用这种语言的态度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最后，集体在仪式的演示过程中控制了参与者的身体，并以此将文化记忆刻在他们的身体中，从而保证了他们对集体的主体同一性的接受和认同。 过去既然是和主体同一性紧密相连的范畴，就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被重构的过程。集体对过去的重构首先是和集体内部的权力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西格弗里德和尤德扬在这样的权力体系中处于边缘状态，而迪特里希的优势状态则正是因为他代表了集体对过去的态度：那就是否认和压抑关于集体罪恶的回忆。 论文的最后一部分讨论了记忆与沉默的关系。依尔莎通过沉默来压抑回忆，而爱娃则通过沉默来表达对集体不愿回忆过去的反抗。与前两者相比，西格弗里德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他一方面试图逃避过去带给他的负罪感，另一方面又无法遗忘过去，并试图通过自己的音乐让集体也来反思过去。他的这种姿态对集体来说是一种带有挑衅性的威胁，因为集体对这样负载着罪恶的过去的态度是遗忘和压抑，最终的结果是，在不愿回忆和反思的集体面前，西格弗里德的努力被证明是徒劳的。而小说的作者科彭在德国战后社会的遭遇也大概如此：《罗马之死》因为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德国社会在战后没有对历史进行认真清算而遭到冷遇，科彭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来唤起德国社会对过去的集体罪恶进行彻底反思的理想也最终落空。